围绕电影的争议，很难被一句“该不该上映”概括。当真实杀人案被影视改编、又由刑满释放的本人及其家人参演，主创对虚实边界和创作伦理的把握，注定要面对大众苛刻目光的审视，被纳入电影审查和监管之下。
一场原本想跨越边界的同志运动会，最终被两岸政治、行政体系与组织能力同时困住。
过去的几年中，公益慈善领域已经历经多轮检查与整治。这些监管是否真正能够解决行业发展的痛点，尤其是支持到在一线开展工作的机构？经历过目前的政策变化“阵痛期”，公益行业的下个阶段，是重建还是消亡？这将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阶级话语”体现出一种奇异的投机主义色彩，透着一股进可攻退可守的机灵劲儿。在个人努力的传统路径与社会流动性分析止息之处。一种半成功学，半绝望的“世界真相”就出现了。
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