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出版业之后

一群曾经身处中国主流出版体系的人，在空间收缩之后，选择离开庞大主流的市场，重新理解”出版“的意义。

2026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台北飞地书店策划了一个展位，主题是“离散华语出版的100种样貌”。

读道社与壹嘉出版受邀参加。湖南人张适之2023年在日本创办了读道社，台北国际书展之前，他刚刚出版了第十本书《余英时回忆录》。壹嘉出版的创始人刘雁同样来自湖南，书展前，壹嘉出版举办了在旧金山湾区成立十周年的线上聚会，刘雁收到了4000多元的捐款。

飞地书店在书展上组织了几场小型分享会，张适之和刘雁面对台湾读者，讲起各自离开中国主流出版业，到海外做独立出版的经历，“主要是好奇吧，”刘雁回忆，“大家很想知道我们在海外怎么做出版？跟国内做有什么不一样？”

大量中国作家和出版人在过去几十年间，将台湾视作一个无可替代的市场，那些在大陆无法面世的书籍得以在台湾被保留。而眼下，像读道社和壹嘉出版这样的海外小型简体出版社正成为中文出版的一个新出口。它随着读者、作家和专业出版人的移民潮而发展。

时间回到2024年10月，夏末东京的一个午后，张适之拉着一辆带滚轮的菜篓推车从家出发，地铁从郊区开到市中心的神保町站，小推车的轮子又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张适之把刚刚出版的三本书带去内山书店补货。

其中两本来自作家傅国涌，《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一报一馆一大学》，另一本是野夫的散文集《故交半零落》。

两位深圳来的客人在异国他乡见到中文书，非常惊讶，一阵翻看之后，男士问出了那个问题：这个书，我们能带回中国吗？

那并不是禁书，这些书里，有的曾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甚至卖得很好。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作者的名字和书的名字，都无法再进入这个主流与庞大的出版市场。张适之已习惯用一句话来推销这些书：“中国买不到的书”。这句话既是卖点，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概括。

两个出版人分别在2014年和2021年决定离开中国主流出版业，在2014年之前，刘雁感到越来越严重的“空间的失去”，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的漫长封控，“润”成了时代的关键词。

书号、折扣与审查

2013年，张适之的好友邀请他到新华文轩集团工作，这间庞大的集团被誉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年出版图书6000余种。那一年张适之36岁，2001年辞去带编制的教师工作进入出版行业后，他曾经发誓，再也不进入“体制”了。可是，二女儿出生，他的内心冒出一种渴望安定的需求，他答应了那份工作。

中国一共有583家被国家承认的出版社，以及数不胜数的民营出版公司。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从新闻出版总署得到分配的书号，后者则需要依靠前者的出版资质才能出版图书。过去，这样的合作——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和“理想国“之间的——曾为国人带来许多耳熟能详的社科历史经典图书。

作为能拿到书号、拥有强大发行能力的出版集团，新华文轩是这个体系里的佼佼者。张适之在新华文轩旗下的一家出版社担任副社长，那是一间以青少年读物和教辅为主的出版社，他在这家出版社工作的近十年间，社里的业务蒸蒸日上，出版社的年码洋（全部图书定价总额）从2013年的2亿元飞跃到2019年的7亿元。

张适之自己的兴致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上，他致力于开拓这部分业务，也取得过斐然的成绩。2017年，他们击败一众更为耳熟能详的头部出版社，拿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Becoming）的中国区版权，这本书面市不到半年，销量就突破了20万册。

自从2001年入行，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许多阶段，从新华书店系统时代、电商阶段、再到如今的自媒体时代。时代在飞速变化的时候，他一直在钻研图书的出版与发行。

2015年，他代表社里去和当时名声大噪的知识付费KOL们谈新书的销售。定价1288元一套的《世界文明史》，罗振宇三个月卖了6000套；钱穆的《中国文学史》，3个月销量达到了5万册。那是知识付费火热的年代，KOL们每次会选20-30本书，一晚上能卖出几百万元码洋。

“大家也建立了许多狂妄的信心”，张适之记得，一次见面时，罗振宇把自己比作救火的消防队员，来救活一些已经濒死的图书品种。

但在火热的市场表现之下，危机正在涌动。另一个他曾对媒体讲过的案例是：“一家销售励志类图书排名前三的天猫店铺找上门来，定制了一套4册的心理励志作品，标题和内容方向都是拟好的，最终这套书单本定价29.8元，实际单本采购价格为5元，一次性采购10万册。最后经过计算，这套书扣除掉稿费和印制等直接成本，每本利润不到1元，如果算上物流和人工的成本，每卖出一本都是亏损的。”

最近两年，一个原先认识的图书公司负责人请他帮忙。那位朋友的公司有两本经手的书，每本已经卖出去超过一百万册，打电话来却是为了“求救”：回款已经回了75%，账面利润还是负的，甚至亏了十几万。张适之帮忙做了几个辅助数据，才发现，稿费和印刷费支出都很正常，但已经销售的书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按照7元或9.9元一本卖掉的，平均下来折扣是12.4%。

层层折扣让每一个环节的劳动都很难得到回报。因为利润更低了，作者的稿费也会压缩，张适之说，现在在业内，编辑会这么跟作者谈合同：“凡是自媒体发货的部分，稿费能不能只给50%，如果是低于xx折发货的，稿费能不能不要，或者算一块钱一本。”

张适之这样形容中国的图书市场：前有围剿，后有追兵。追兵是畸形的、被挤压的、疯狂内卷的市场。围剿则是“事先审查”制度，对各种选题围剿与砍削。

2017年前后，张适之所在的出版社要求把脱贫攻坚列为社重点选题方向。2018年，新闻出版总局削减了书号配额，在前一年的30万个书号的基础上削减了10万个书号。那是他体感审查变严格的年份，“以前能通过审查的（现在）通不过了，过了审查期限的重新再来。”

对于行业来说，更具体的影响是“书号变贵了”。一位民营图书公司的编辑告诉水瓶纪元，2017年后，书号涨到了8至15万元不等。这一年入行的图书编辑感受到“市面上正在疯狂地出公版书（指公共版权书，以便节省版权费用）。”

自张适之入行起，就有《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2019年更新版本的“办法”列出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十二类选题，这些选题在出版之前，需要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和送审。未经备案和送审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而这个过程长达一两年甚至更久”，张适之说。重大选题之外，一本普通的书从建立选题到出版，也必须经过三审三校流程。

2019年修订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中，明确了以上十二类重大选题需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及获批准方可出版发行。（图_国家新闻出版署）

但张适之说，“十二类”反而是最简单的，按流程报备，能出就出，不能出就算了。难的是其他的东西，全靠猜，也不能为一本书冒太大的风险。

那些让他感觉为难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一些例子，有一本书是讲下岗潮背景下的东北文学，“浓浓的乡愁，太衰败了，调子太灰暗了”，选题没通过，总编辑说，“现在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还有一本书，作者想写仓央嘉措，涉及到宗教问题，也没有出。

当被问到这么多年，有没有很遗憾没能出版的书？“太多了，”张适之说，“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拍桌子：‘这有什么问题？’后面就麻木了，毕竟经营是所有人的饭碗。”

他心里有一个原则，全年经手的书里，有一部分可以是追逐热点的，有一部分可以是纯粹为了完成任务而做的书，只要有一小部分留给自己——可以不考虑市场，不考虑环境，纯粹做自己喜欢的书，就够了。

于是，一年做一百本书，有六十本是主旋律书，他觉得没什么，再来三十八九本“不红也不黑”的，也可以接受。可是，时间这样过去了，一年结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两本是自己拿得出手的书呢？”

“你希望有那么一两种书是你保留了你的爱好、价值观或者审美的，可能是一本诗集，可能是一本非常小众的书，（但）都没有。你虽然拿着高薪，操盘过大项目，可是朋友圈都看不出你的喜怒哀乐，你会觉得，这个行业实在太没有成就感了。”张适之说。

在域外，重新做书

那就是过去的故事。2024年，在东京神保町的一间餐馆里，张适之同水瓶纪元讲起过去在主流出版社里风光无两又有点无奈的出版经历。然后是现在的。

2021年，张适之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打算全家移居到日本，因为封控政策的耽误，这一计划晚了一年半。直到走的时候，他的上司还很震惊。那毕竟是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没有什么经营压力，“可是压力是精神上的，老搞政治学习。”张适之说。后来，他对一位台湾媒体记者透露，工作多年之后，他依然没有拿到北京户口，这意味着，两个孩子无法在北京高考，他不得不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做打算。

中年移民，得找新的生计。刚到日本的头半年，他还他雄心壮志设想了很多计划，例如倒卖插画，或者为日本出版社谈中国图书的版权代理。他想，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只要日本的出版社提出需求，要找任何出版社和作者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来了日本才发现，“人家压根对中文书不感兴趣”，这么多年，冲到日本市场里的中国图书IP，也只有刘慈欣的《三体》，和一本网络小说《天官赐福》。

他也想过，要不要继续做中文出版。但每当他提出这个想法，反对的声音很多：“你要是能卖出100本，我请你吃饭！”

张适之就这样无所事事了近两年。他去图书馆里看书，听讲座。2023年8月，民营的单向街书店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一丁目开幕；异议维权律师伍雷在搬家到东京后，开始操办“东京人文论坛”，每周请不同的知识分子来做分享；东京大学里时不时有中国议题的讲座，一两百人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秦晖、许成钢、林培瑞......一些过去为中国媒体与学术界熟知的面孔，已经许久没有和这么多中国人面对面了。

那是一种属于“过去”的日子，张适之2001年刚刚开始做“北漂”的时候，经常去北京大学听讲座，那些讲座内容后来被集结为《在北京听讲座》系列书，那是他做出版的开端。

在那些讲座的现场，张适之的出版念头又冒出来。他的好友、作家傅国涌拿出来手里的两册书稿交给他，没有提稿费的事情，只说让他放手去做。张适之那时还很担心，书卖不掉怎么办？傅国涌倒是很雄心壮志：大不了我们做五十场讲座来帮忙卖书。

2023年12月27日，张适之把第一本书从印厂搬回家，那算是他心里出版社开业的日子。他为出版社取名为”读道社“，标语为”为简体中文阅读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本”。

之后的六个月里，他和傅国涌跑遍了东京的文化空间做活动，奇迹并没有发生。销量毫无起色，一到活动现场，几乎全是熟面孔，他就知道，不用推销了。

很多年里，海外中文出版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张适之那时研究过市场，目之所及，只有一家在美国成立的小型出版社“壹嘉”，会出版历史和社科相关的图书。但由于读者市场非常小，壹嘉只做按需印刷，这是一种在美国流行的发行方式：出版社只需交付印稿，印厂、电商和发行自成渠道，当有读者在网上下订单，印厂才会印刷并寄给读者。

壹嘉由刘雁在2015年创立。刘雁曾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商务印书馆教科文出版中心主任。2009年，她策划出版了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人文社书经典，出版的次年获得了文津图书奖。201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她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0年。

十年前已经太久，谈到离开的原因，她记不清楚具体每一件事的发生时间，但对当时环境的整体印象是：“三天两头就会有禁令；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谁又受处罚了，谁做检讨了；哪本书又不让卖了。”每一个人对审查带来的伤害有着不同的接受程度，她接着补充道，“我们这一代人，毕竟还是能感受到一个从有到没有的过程。”

她自己手头的一些书，例如刘道玉《谈高等教育》，选题过了，却在编辑过程中被毙了。另一本，熊培云写乡土的书籍，在出版社内部三审的时候被毙掉了，“也没有给具体的理由，就说农村问题不让你乱谈。”

刘雁刚到美国的2014年，市面上的中文图书主要有两类，一类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书法、戏曲，文学写作，“基本都跟怀旧与思乡有关”，另一类以”揭露体制黑暗“为主题，总之，“以作者的思想主体性为主的图书并不多”。

继续做出版，是她去美国前就定好的计划。2015年，她在旧金山注册了壹嘉出版，最初的一批作者，多是她在中国时候的旧相识。她终于能把一些在中国的出版社工作时抱憾未能出版的书拿到海外来出版，例如智效民的《百年旧梦》。

在湾区，她常和一些以硅谷工程师为主体的读书会合办活动，在具体而微的线下空间里，刘雁得到过一些真实的反馈，也在社群中发掘了一些作者。例如2018年，本职为IT工程师的李安出版了《寻找尘封的记忆》，这本挖掘抗战时期民国空军赴美培训史的书籍，获得了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年度荣誉图书奖。她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属于社区的例子是，来自不同行业的8个好朋友一起学习写作，写作课的作业被集结出版为《阳光挪移的日子》，书出版之后，分享会开了五六次，涟漪播撒开去，引发一些专业文学刊物的评论。

但在许多具体的脸庞之外，她始终渴望一种来自图书界、媒体界和思想界的更专业、更广阔的回应，也渴望真正意义上的同行，以及公共领域的讨论。在ZOOM等网络会议平台流行起来之前，一场活动能触达多少观众，全看线下来多少人。壹嘉出版的前几年，她时常感觉，一本有价值的书做出来，悄无生息，回应者寥寥，“好像面对一片旷野在大喊”。

对于海外中文出版来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读者和作者都不在海外。刘雁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疫情前，（国内出版）的空间好歹还在，无论经过多少的删改，只要有一丝的可能，一般人不愿意把自己的书拿到外面来，毕竟主流的市场在国内。”

“真正的巨大的变化发生，就是在疫情以后。”刘雁说。

2023年，壹嘉出版迎来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书，资中筠2013至2022年间尚未被收录的文章，以及讲座整理稿、访谈记录，被一并集结成《夕照漫笔》出版。

国际政治专家、资深学者资中筠（右）的《夕照漫笔》于2023年由壹嘉出版发行。（图_壹嘉出版/网络）

此前，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在中国出版学术专著和散文集数十本。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的五本自选集获得了《新京报》“2011年度好书致敬礼”，那时，她的学者情怀广为官媒赞扬。到了2018年，资中筠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被封禁，并被禁止出版新作。她的最后一本书是《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2019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刘雁提到的“变化”，是一个完整生态的逐渐形成，疫情后期以来，新的移民潮又带来了更多对精神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华人，海外人文环境慢慢地产生了变化。学者、作家、出版人与媒体之间的相互呼应。“十年前我刚出来的时候，中文媒体只有几家老牌媒体，除了一些老人，几乎没有什么人看了。”而现在，她出版的书会被《波士顿书评》和《人文中国》等媒体评论。

出走或被迫出走的人里，也包括一些曾在中国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作家。著名作家严歌苓2023年于柏林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新歌传媒”，此前，她因为批评防疫政策和中国政府在”铁链女“事件上的糟糕表现，一夕之间被封杀。新歌传媒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她基于80年代的解放背景创作的小说《米拉蒂》，严歌苓在接受台湾《联合文学》采访时说：“我希望首先能把过往被删改的部分加回去，然后是觉得从此以后的写作，你就不再受审查了。”

2023年，著名作家严歌苓（左）成立新歌传媒，出版了自己的小说作品《米拉蒂》。（图_网络）

在日本，张适之的出版社迎来了一些转机。2024年的4月，X（原推特）博主五岳散人发了一条帖子，提到这个小小的简体中文出版计划，并附上了亚马逊购书链接。大阪的知非书店收到了接踵而至的订单，张适之连忙补货。不过，后来他们发现，许多下单的人并不在日本，因为运费昂贵而取消了订单。

之后，读道社相继出版了《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及逻辑》《李慎之口述往事》《我所认识的顾准》......2025年，壹嘉在成立将近十周年之际，两家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壹嘉·读道书系，让日本出版的中文书能较为便利地在北美销售，这也是小型出版社在面对地理限制和海外发行薄弱困境下所作的一次尝试。

离开的代价

到2025年，中国市场的出版码洋已经达到1124亿元，成年国民阅读率达到59.9%。体量巨大的市场，也是让国家引以为豪的基础。

离开这样一个庞大主流的市场，他们放弃的是什么？

新歌传媒出版的《米拉蒂》第一年销量只卖了5000册，作为中国影视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严歌苓的合作者早在2013的采访中透露：出版机构来争取严歌苓的新书时，纸质图书报价最低是首印100万册。

在亚马逊网站的《米拉蒂》销售链接下，有读者委婉地指出：“图书的编辑印刷质量有待提高。”

一位独立出版人在谈到中国的出版业现状时，毫不吝啬对简体中文出版市场里的装帧设计的赞扬：“那确实是配得上目前的设计与印刷工艺的。”但到了海外，受限于成本和技术，大多数出版的书籍只能用最简单的设计做书封。刘雁曾在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上谈到这一点：“在海外出版的现实条件下，往往难以进行大批量印刷，无论是书的设计还是纸张、材质选择，都会受到限制。”

刘雁曾经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总部位于北京王府井，一进去，墙上挂着两组照片，“我们的作者”“我们的编辑”，几乎囊括了“中国现代史上数得出来的文化名人”，时隔十多年，她仍然在电话里发出由衷的赞叹。

过去十年的独立出版生涯里，壹嘉销量最好的一本书就是2023年出版的资中筠的《夕照漫笔》，销量为1000多册，这还是出版三年后统计的、包含上下册的总销量。

在中国，张适之是“张总”，每天光是来要求加印的签字都有几百个。“张总签个字”，两万册书就轻易加印下去，流向印厂、运输往大型的仓库，发往全中国。青少年读物套书可以一套出80个品种。开学的时候，书总是不断地加印。

来到东京之后，没有了“张总”。找作者、编辑文稿、找印厂、搬书、送货、寄书、推销、还有社交媒体的运营，全都得他自己来。他开玩笑：过去靠发号施令干活，如今靠自己的体力干活。第一册书印出来那天，他叫了一台车，把接近1000多册书从印厂搬到家里。此后，又用一辆带滚轮的菜篓推车把这些书运去书店、活动现场、邮局，直至抵达读者手里。

截止目前，读道社一共出版了11册书。每一本书的首印或七八百册，或一千册。其中一半在出版一年后售空再加印。远在美国的刘雁很羡慕张适之，这样的销量，已经是海外中文出版社里“成功”的案例。

但对于张适之来讲，能否盈利，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张适之算了一笔账，目前出的十本书里（截止2025年），均价2600日元(约合人民币114元），以1000册的首印量来说，他全部的书码洋为260万日元（11.4万人民币），在日本，刨去书的生产成本50%，书店营业额占去的30%，也许还会有20%的纯利润。如果这些书全部卖完，利润是52万日元（不到23000元）。事实上，还得算上库存、不断生产新书的成本。

“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多少带着一点特权，其实很享受那些面子和排场”，张适之说，来日本之后，他开始反思，以前拥有的很多东西，究竟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特权？

特权也包括出版社在整个出版位置中被赋予的资源。所有的出版社必须是“国营”的。张适之工作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和民营的出版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民营出版公司负责从选题、文稿编辑到印刷的全流程，他所在的出版社以3.5折的价格从民营公司“购买”图书，再进行销售——民营出版公司必须为了在中国出版图书，必须采取向拥有“书号”的出版社让渡部分利益，才能达成合作出版。

“许多东西，当然也有个人努力的成分，但更多是因为你依靠一个国企，特别是那些主旋律出版项目，你以为你操盘了一本畅销百万的书，但你是靠一种权威实现的”，张适之说。

在日本，权威消失了，他要去书店一间一间地推销自己的书。有几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拖着运书的小推车走在高楼大厦间，他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怎么会混成了这样子。”

第一次来内山书店的时候，他自我介绍，他是一位做出过斐然成绩的出版人。但讲完之后，内山先生靠无反应。直到翻了他做的书，“估计看我这书不像是自费出版的那种”，才答应在店内销售，并按例给了他7折的出货价——那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内，许多东亚图书市场多年的正常采购标准。在日本，新书上市禁止打折，反而要加税销售。

但在中国，张适之已经很多年未曾经历出货价高于4折的时代。2017年左右，出版社出货价还能有3.5折，之后一路下降。张适之来到日本之后，听闻国内有些出版社的出货价一路被压到了2.2折，而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覆盖成本的价格。

2026年台北国际书展，读道社在飞地书店展位上摆卖的部分出版书籍。（图_《田间》）

出版的意义

正如这些自由与低落交织的复杂时刻，失去许多东西的同时，出版人们也得到了很多久违的真心喜悦。

补货送书的那天，在内山书店，那对深圳来的客人最终决定买下这几本书。

《去留之前》并不是第一次面世。2005年，这本书曾经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名为《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2017年再版的时候，却被一个电话叫停了。在豆瓣上，这本书没有封面，书的词条被简化为《1949》。

作者傅国涌说：“2004年出这本书的时候，我36岁，没想到（现在）我56岁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面临一次选择。”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张适之说，这是最好推销的一本书，很多时候，读者只是看见书名就决定买了。

2025年7月7日，傅国涌突发心脏病，于杭州的家中去世，他在读道社出版的三本书（2025年出版了《在东京重造中国》）成了他生前最后三本书。

那时候，许多主流媒体开始关注到这家小小的出版社，《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纷至沓来。野夫的《故交半零落》出版之后，张适之和野夫一起上了一期播客（后来已经停更的《你那边几点？》）节目上，野夫讲起在海外出版书籍的意义：“我们这些流亡作家，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书，我们也就不愿意写，就相当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前阵子，一位国内出版界的老朋友来看他，张适之给了他一本野夫的《故交半零落》。朋友在车上一口气看完了。“那位朋友跟我说，其实以前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好，但是，我内心总有一种抗拒。”张适之由此想到，“我以前也有过这种微妙情绪，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好，但是因为知道那个东西不属于我，所以我拒绝去看。”

他想起自己以前在国内看港版或台版书的日子，“脑袋上有强烈的感觉是：我在看一本禁书。”来日本之后的，他去图书馆，从天亮看到天黑，毫无知觉，回家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我在完全放松地看一本在大陆不被允许出版的书。”

张适之有时候上网，看见许多读者分享他们把《故交半零落》偷偷带回国的故事，有些人转手加价一两百人民币售卖，也会有人买。后来，他自己注册了小红书，“我发现国内的书迷们其实都很敏锐，含糊发点什么，就闻风而来。”

他喜欢这样的时刻，以及在书店客串做推销员的时刻，能清晰见到你的读者是谁，这是以前卖几十万册书也从未得到的体验。那时候，“签完字，几万册书出去了，你不知道它流向了哪里，书跟你没有关系，你离书真正的内容越来越远了。”但现在，“一本印量才800本的书，有10个人给你反馈，（这些）都是很大的心理支持。”

2026年3月31日，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日本东京出版。“简体中文版迟到了17年”——张适之特意把这句话放在书的封面上。

在大陆，尽管这本书始终作为“禁书”存在，但简体中文读者对其并不陌生。2009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短时间内在台湾和香港市场售出四十多万册，随后以各种形式的盗版流入中国大陆。

在多年图书审查制度下，很多书籍没有机会和大陆读者正面相遇。时隔17年，这本以国共内战为背景的书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台海局势下，在台湾社会内部有着两极的反馈。但简体版的出版仍然让出版人张适之感到意义重大，龙应台在最新的序言中写道：（简体版出版）虽然只能在海外，却仍是一缕青烟袅袅，魂魄当知。

2024年1月，张适之第一次在台湾见到龙应台，表达了希望出版简体版《大江大海》的想法。当时，这个小小的出版社仅出版了两本书，一切都在兴头上，“我是谁，我想做的这件事能否长久做下去，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他记得，龙应台只说了一句：“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让我考虑一下。”

一考虑，就又过了两年，读道社陆续出版了十本书，他时常送一些去龙应台的办公室。2025年11月，龙应台在东京的一次访问中，答应张适之再聊一下，“她可能感受到了东京的变化”。2025年的东京，更多书店和空间林立，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活动太多，东京的观众不够用了。”在一个早餐会后，龙应台说：“适之，我答应你，我们做吧。”

关于东京，张适之常讲另一个故事是：1909年，鲁迅在东京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版只卖出了21册（其中一册还是他自己让人去买的），但这21册，却成为后世流传的经典。张适之喜欢这个故事，“哪怕我今天只能印刷1000本书，这1000本书传播开去，也会有它的意义。”

2025年11月，水瓶纪元再次见到张适之，是在他的办公室，一个位于东京市郊的公寓里。办公室与人合用，他用来放库存书、与人谈话。他从办公桌里抽出一沓和书一样厚的邮局单子，那是过去所有寄去海外的快递单。他炫耀般地展示起来：“每一张邮局的单子不是代表一本书，而是一个订单哦。”

销量的上涨意味着，主流的出版正面临更严峻的打压。“我们本来可以不存在，因为讲真话的空间不再有，我们才有一点点缝隙做这件事。”

今年的台北书展上，主办方专门展出了近百本来自亚洲各国的小志（Zine）出版物，在繁荣自由的出版市场里，像小志这样极具个人特色与创新性的出版形式不断涌现，张适之对这种新的装帧形式“框地打一个洞、切一刀”感到新奇。

相比之下，两家出版社无论是装帧还是题材都显得有些“循旧”。刘雁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做着个人史系列书，她说：“历史是长河，每一个人都是水滴，你可能看不出水滴和长河的关系，但没有水滴就没有长河。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当很多历史被遮蔽、被抹去，你需要一个重新建构和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这需要历史学者的工作，也需要个体的努力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