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国家,同志运动有其路径,在讨论同志家庭生育养育的话题之前,大家会先争取同性婚姻和法律保护。但在中国,是“小孩生出来了,变成了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你不得不回头去面对那些障碍,上户口、处理生育保险,等小孩逐渐长大,你要面对照顾、教育等问题。不管法律如何,我们自己先摸索一下,我摸到一点信息就给别人说一点,你摸到一点也再来分享一点,大家就这样被推着往前走。”

阿包和小南是一对生活在成都的女同性恋伴侣,自从有了女儿,两个人一起在小区遛娃,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
阿包说: “我是小孩的妈妈。”
“那旁边这位呢”,邻居总是会问。
“我也是妈妈”,小南接话。
年轻人们通常会反应几秒。一位年长的阿姨则连连否认,“这不可能”。
住在广州的男同性恋者超超和伴侣2023年通过代孕有了一个儿子,两个爸爸一起去学校开家长会,一起去接小孩放学,“有了孩子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深柜’了”,超超说。
中国自2016年起允许制度外生育和非婚生子女落户,这一政策首度将生育与婚姻状态脱钩,让同性伴侣们从中看到孩子合法落户的可能性。最近十年,越来越多来自同志(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代称)家庭的”彩虹宝宝”降生。
然而,落户只是第一步。同性关系不被法律承认,大量倡导性少数权益的组织被迫关停,互联网对于相关话题也有着严格的审查,在以异性恋家庭为“正确”模板的社会里,这些家庭将会面临什么?
晨曦和柏林是一对住在成都的女同性恋伴侣,通过国外的精子银行和辅助生殖技术,两人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生下两个男孩。2019年,晨曦去挑选精子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即将出生的混血孩子引发过多的关注,她特地挑选了一个深色发系的基因。两个孩子登记在她们各自的户口簿上,由于中国没有针对同性伴侣家庭相关的法律,对外,这就像是两对毫无关系的单亲母子。
但在小家庭内部,晨曦和柏林分别是“妈妈”和“妈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俩从小一起长大,和许多异性恋家庭一样,双方的老人在她们上班时候会来“搭把手”(尽管,双方父母都“更偏心”各自女儿所生的孙子)。从生产、带孩子打疫苗、上幼儿园、升入小学,两个妈妈共同出现在小孩成长的路上。
晨曦是律师,在职场上并没有“出柜”(指性少数群体公开对外表达自己的性取向)。生完孩子后,她请单位同事吃饭,用“工作忙”来解释那个从未出现的丈夫和父亲。这是常见的社会生存策略,许多性少数者会选择过一种不公开出柜的生活。
但随着孩子出生长大,一些平衡开始被打破。大儿子出生的时候,两个母亲没有太多经验面对外界的打量,带小孩去做儿童保健,被问到孩子的样貌和父亲之类的问题,晨曦觉得有点尴尬,要想一些话术敷衍过去。2023年,晨曦的伴侣柏林生下小儿子,带着两个混血脸孩子出门,“有时候开着车在路上,出租车司机都会把车窗摇下来盯着你看。”
七年过去,如何应对外界的好奇与打量,已经不再困扰她们。“如果遇见善意的,我们就会坦诚说,如果不想打交道,我们就会说(小孩爸爸是)‘新疆的’”。过去像孤岛,她们认识的女同性恋母亲并不多,但如今,她们在成都维系着一个小的互助社群,家长都是养孩子的性少数女性,一些家长刚找到她们的时候,“感觉身上的压力一下子卸下来了,原来有这么多和她们情况一样的家庭”,晨曦说。关于如何上户口、怎么教育孩子、选学校、要不要告诉老师自己的家庭结构……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
43岁之前,出生于江西省的男同性恋者超超一直是丁克,他和伴侣在一起二十多年,“日子过得很开心,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分开了。”只是,当偶尔看见自己的小侄女和母亲相处的日常,超超会羡慕起父母和子女间难以替代的关系。随着年纪增长,经济稳定下来,他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冒了出来。
超超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学校里当老师。他想出柜,但觉得学校环境很压抑,于是放弃编制,裸辞离开了学校。“我从来不会让环境影响我做出决定”,超超用更早的生命经验来说明,他并不想因为环境艰难就放弃自己的人生。
2023年,超超和伴侣通过代孕有了一个儿子。他在微信里加入了很多同城奶爸群,都是已经养育或有计划养孩子的男同性恋者,孩子大多是最近五年出生的。有的群两三百人,有的群四五十人,爸爸们交流育儿经验,相熟的家庭也经常聚会。超超相信,如果儿子从小就多多接触由两个爸爸和小孩组成的家庭,长大以后就不会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由于同性婚姻不被承认,中国目前尚无统计数据来表明,选择养育孩子的同性伴侣家庭究竟规模有多大。一些关注该议题的民间组织只能在其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小型调查。如2020年,关注多元家庭和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组织“未来家Family”通过网络发起过一项中国女性性少数的生育权状况调查,它们收回的3000多份问卷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广东、京津冀和川渝等地区,在1067位非单身性少数女性中,共有252位(23.6%)已经或计划共同生育并抚养孩子。在1823位单身性少数女性中,有173位已经或计划在单身状态下生养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提到,尽管没有权威的统计调查,但同志家庭生育养育的可见度在现实生活里一直在变高。魏伟认为,这种趋势背后,跟国家鼓励生育的背景有关系,此外,社交媒体的影响,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商业化让生育门槛降低,也是重要的原因。
如今,对于中国的性少数社群来说,主流媒体上的“销声匿迹”与网络上的活跃是同时存在的。疫情之前,中国媒体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报道相对丰富,从个人故事到影响力诉讼案件都常见诸报章;但疫情之后,这些报道很快消失不见。根据“中国彩虹媒体奖”2025年的媒体监测报告,从2020年到2025年,纸媒正面报道从2020年的48.1%跌至2025年的15.3%,权利倡导型叙事几乎消亡。
但在网络上,当你搜索“两个妈妈/两个爸爸养孩子”,或是更隐晦的“双女主家庭”,你会看到许多同性伴侣家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她们的生活。
2023年,超超去给孩子上户口之前,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怕警察问东问西”。不过他后来发现,在广州,他不用去派出所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落户程序。他提供了基本的个人资料信息、孩子姓名和非婚生育证明。后者通常用于应付程序,“你就照着模板写,和某某某感情破裂了之类的。”
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户口曾经是阻碍同志家庭生育的最大政策性障碍。
2016年,芝麻饼和豆子成立了“彩虹宝宝”平台,她们也许是这个国家曾经最出名的同性伴侣之一。2016年,两人在美国以“A卵B怀”(这样两人可分别成为孩子的遗传学母亲和分娩母亲)的方式生了一对龙凤胎。那时候,女同性恋者生孩子的公开样本还不是很多。她们都在公益行业工作过,在“公民社会”还不是一个禁忌词汇的的年代,一对女同性恋想要生孩子,“不仅不会被视为异类,反而会得到许多鼓励。”她们的生育故事和理念曾经被《环球时报》《端传媒》等不同类型的媒体争相报道。
她们借由这个平台分享自己的故事,也访谈其他的家庭,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经验参考。两人回忆,在最初的几年里,她们收到的很多提问都是关于户口的。
1979年以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限制了生育的数量,也将生育与落户、入学等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2015年结束“一胎政策”之前,父母需要为超生或非婚生子女缴纳高昂的罚款,子女还会面临成为黑户的困境。
直到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这一政策首次将个人生育情况与落户、上学等脱钩。这意味着,非婚生子女也可以随父/母落户,而性少数群体则可以以单身生育的方式让孩子随自己落户,不用再通过“形式婚姻”这条路。
不过,这项政策落地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快。她们给孩子上户口时遇到了两难:如果孩子随芝麻饼姓,派出所要求提供亲子鉴定,但卵子来自豆子,她很难证明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如果孩子随豆子姓,又与出生证上登记的母亲信息不一致。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孩子的落户申请因此受阻。
在政策出台却还没有在全国落地实施的几年间,同志家长们的策略是找寻一个方便落户的省份,许多人(包括很多异性恋单身生育母亲)将目光转向了成都。一位单亲妈妈告诉水瓶纪元,她于2019年意外怀孕之后,为了让孩子能跟在自己身边上学,研究了全国各地的落户政策,最后选择去成都落了集体户。上户口的时候,成都的户籍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为难,顺利让她上了户口。而另一位于2021年在杭州产子的女同性恋母亲却遭遇了波折,她在生完孩子后差点被罚款,幸亏社区工作人员好心告诉她可以再等几个月,她才在当地政策开始实施之后为孩子落了户,从而避免了罚款。
水瓶纪元了解到,最近几年,许多省份为配合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出台了许多配套措施。例如2023年,四川省修订了《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状况捆绑的限制。

一位居住在成都周边城市的体制内性少数女性正是在政策改变之后,才敢生孩子。身为律师的晨曦观察,尽管成都的情况在“办法”出台前就相对宽松,但单亲生育在小城市上户口还是很容易被卡,“政策(松动)还是会给大家更多的信心——有人问起来,至少她可以说,‘国家政府都允许了,你还管得宽’。”
最近几年,上户口的情况普遍有所好转,在广东、四川等地区,一些同志父母们分享了相对顺利的上户口经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全国的执行情况已经一致, 由于省份政策不同、或生育方式的不同,同性伴侣们仍然可能为孩子落户付出极高的行政成本。
儿子第一次开幼儿园家长会那天,超超记得,他和伴侣很紧张。两个爸爸一起去学校,他们打算如实介绍自己:“我是XXX的爸爸。”“我是另一个爸爸。”结果那天,一直到开完会,他们都没有引起注意。
散会之后,他们去找老师,解释了自己的家庭结构,“希望老师能够允许孩子没有办法表达妈妈的存在,或者在布置家庭手工作业的时候,能够用‘家长’这个词语代替‘爸爸妈妈’。”说完这些,超超观察老师的反应,“(对方)好像有点感动,可能感受到我们的信任。”
超超给幼儿园捐了一本书:《各式各样的家庭——家庭超级大书》。这本出版于2002年的童书绘本,从家庭成员、住的房子、如何度过假期、吃的食物等方面来描绘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家庭。书的开篇提到:“世界上大多数孩子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住,也有些孩子只跟爸爸或只跟妈妈一起住,一些孩子跟爷爷奶奶住一块;有一些孩子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一些孩子被领养,或者寄住在别人家......”而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以让同志父母用来教育孩子理解多元家庭结构的书籍。

柏林一直想要找到《小猪佩奇》的第九季中名为《家庭》的那一集。在原版动画里,佩奇的同学北极熊佩妮(Penny)画了自己的两个妈妈,并对同学介绍说:“我跟我的妈妈和我的另一个妈妈住在一起,一个妈妈是医生,另一个妈妈会煮意大利面。” 而这一集没有在中国上线。
一切经验都是全新的,“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常年关注中国性少数权益的KK告诉水瓶纪元,在大多数国家,同志运动有其路径,在讨论同志家庭生育养育的话题之前,大家会先争取同性婚姻和法律保护。但在中国,是“小孩生出来了,变成了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你不得不回头去面对那些障碍,上户口、处理生育保险,等小孩逐渐长大,你要面对照顾、教育等问题。不管法律如何,我们自己先摸索一下,我摸到一点信息就给别人说一点,你摸到一点也再来分享一点,大家就这样被推着往前走。”
水瓶纪元第一次见到柏林和晨曦是在一个私人的小型分享会上,几位朋友围坐在她们身边,听她们分享生完孩子之后要面对的事情。有人提问:两个妈妈养两个男孩,会不会担心孩子在没有男性的环境里成长?两人当时说,假期的时候,她们经常和姐姐姐夫一起去出游,姐夫也会扛着小男孩和他们一起玩,“生活里是不缺乏男性长辈角色的”。
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同志家长们也没有答案,他/她们不知道孩子将来会如何理解自己的家庭结构,如何面对周遭的问题。现在,这些以身入局的家长们,能做的只有观察、摸索。
在晨曦和柏林家,两三岁之后,两个小男孩玩过家家,他们有时候会相互扮演妈妈和儿子,有时候会扮演爸爸和妈妈。上了幼儿园,孩子俩开始有社交,也会接触到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员。有一次,小朋友回到家开始分享,自己今天看到一位女同学的“另外一个妈妈”也来接她了——后来她们才知道,孩子错把同学家的妈妈和大女儿当成了“两个妈妈”,“他没有觉得自己家里很奇怪。”
有一次,超超跟孩子在家里沙发上玩耍,他问儿子:“你有妈妈吗?”儿子摇了摇头。他又问:“你有爸爸吗?”儿子说有。超超不知道她是否真能理解,但向孩子说道:“对啊,虽然你没有妈妈,但你有两个爸爸,你也会很幸福的对不对?”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他/她们尽力为孩子搭起一个安全的堡垒。

大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的班主任来问晨曦,“她说她有一个女性朋友也想自己生孩子,问我怎么弄。我才不管她是自己想知道,还是真有一个朋友想知道,她来问,我就都跟她说了。”等到大儿子幼儿园毕业的时候,全园十几个班,已经都知道了她们家的情况。晨曦觉得,这样也许下一次,幼儿园再碰到类似的情况,会更有经验对待同志家庭的小孩。
还有一次,她带孩子去参加一个主题为“家庭”的儿童戏剧活动。结束之后,她前去找主办方,提到“现在有许多单身生育的家庭,这也是一种家庭形式。”她惊喜地发现,后来的活动里真的出现了单身生育的情节。“我始终觉得还是有一个空间的,不是完全封闭死的,既然我们生活在这里,能够找到空间的情况下,我努力去做一些改变是可以的。”晨曦说。

大约十多年前,当阿包第一次跟家里出柜的时候,父母的反应除了痛苦,只剩下一句“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生一个小孩。”后来那变成了一个承诺,“对于我或者我爸妈来说,没有那么长远的想法,我们怎么去跟周围的世界解释,反正先把这个孩子生了,再走一步看一步。”
阿包曾经考虑过通过“形式婚姻”(为应对家庭催婚、传宗接代等社会压力,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常互助缔结婚姻关系,但各自保持独立的私生活)的方式要孩子。反而是她的爸妈觉得,万一形婚对象不靠谱,将来对孩子不好。孩子出生之后,阿包的爸爸还很坚持应该尽早让小孩了解自己的家庭情况,至少要在小家庭内部完全透明。不过,老人还是很担心孩子以后会不会面临歧视的问题。
在小城市,同志家长们要面临的则是一个更艰难的环境。晨曦和柏林的朋友杨春是一位住在四川周边某地级市的性少数单亲妈妈。生完孩子后,杨春的母亲很少单独带孩子下楼去玩。杨春观察,一旦有人问到孩子的爸爸,母亲就会有点生气,“父母不是不爱你,但是面子很重要。”但杨春后来也发现,如果她带着母亲和孩子去成都,老人好像就会开心一点,表现得自在一点。
阿包的伴侣小南告诉我,和阿包在一起不久之后,她得知了阿包想要生孩子的决定。她接受了这件事,开始陪伴阿包备孕、待产、一起养育孩子,成为了孩子的“妈咪”。
在采访的两个小时里,这对伴侣向水瓶纪元讲述了她们的家庭故事,尤其是在一个以异性恋为模板的社会里,她们如何尽可能争取被周围的世界看到、承认:
2024,阿包在成都一家公立医院待产,进产房之前,她们就做好了准备,要跟医院争辩一番以让小南进产房陪产。但一个年轻的医生看见她们两,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Couple(伴侣)吗?”然后对小南说,“我现在就不管你的性别了,我把你的名字放在陪产家属栏里。”
她们毫不掩饰地在小区里向邻居介绍自己;在育儿嫂下户的时候,会专门问育儿嫂第一次在两个妈妈的家庭里工作的感受;给小孩读绘本的时候,有意识地平衡“妈妈”和“妈咪”出现的频率,哪怕绘本上始终只有一个妈妈。
“你要多讲,要让别人知道。因为我们的位置,并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位置,法律层面上没有落地,我们只能通过日常行动让自己有一些实感。”阿包说。
只有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小南花了一点时间提起她内心的隐忧。由于她和孩子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和血缘上的关系,“一旦感情破裂,未来我跟这个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2019年底,新的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收到了近20万人在网上提出的近24万条意见和5600多封来信,相关官员在记者会上证实,许多意见提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应被纳入法律”。当时,距离中国上一次对《婚姻法》做出重大修订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些意见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

但很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做出回应:“一夫一妻制”符合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将“维持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大量养育孩子的中国同性伴侣们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顽固的现实,提起对法律的期望,大多数受访的家庭的反应是:“法律上的改变,我们也知道非常难。”这些家庭往往选择绕开“法律是否承认”的问题,直接进入生育、养育的家庭生活实际当中。
他/她们为此忍受不便,或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处理最简单的行政问题。超超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儿子刚上幼儿园不久,但他已开始为孩子小学学位的事情发愁。他们目前的住房登记在伴侣父亲名下,而孩子随超超落户,因此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房子绑定的学位;又因为超超在同市另一个行政区已有一套住房(意味着名下已有一个学位),按照现有规定,他无法用和伴侣父亲签订租房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隔天,同市的另一对性少数伴侣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急切地向水瓶纪元打听其他受访家庭有无相关处理经验。
半年之后,超超再提起这件事,他称自己“越来越焦虑了”,他们最终考虑给家附近的学校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来解决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在户籍与学位绑定得更紧的时候,许多家庭曾靠缴纳“赞助费”来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随着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逐步完善,这种做法已被明令禁止。如今,超超却又想到了这个旧办法。
魏伟在其研究中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在异性恋家庭里,一个家庭哪怕有3个孩子,也可以共享同一个住房所绑定的学位;而如果同性伴侣的两个孩子跟着两个大人分别落户,他们无法分享同性父/母一方的学位。
在几例涉及到离婚和争夺抚养权的案件中,这种法律的空白造成的伤害更加明显。
2020年,中国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纠纷公开诉讼案,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被立案受理。女同性恋者迪迪(化名)对前伴侣达达(化名)提起诉讼。两人于2016年在美国结婚,她们使用达达的卵子和精子库里的精子,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分别分娩了一女(由迪迪分娩)和一子(由达达分娩)。2017年,她们回国生活。但两年之后,由于二人关系破裂,达达带走了两个孩子,并阻止迪迪探视。迪迪想要争取共同监护权。该案在中国经历了几次沟通调解,但一直没有开庭。
直到2024年,迪迪案才有了调解结果,迪迪的前妻获得监护权,迪迪可以去探视由她所生的女儿,但禁止她与儿子联系。但在探望了一次过后,达达拒绝迪迪探视至今。

同年,另一例女同性恋者“A卵B怀”争夺抚养权的案子在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从“分娩者为母”的传统伦理及保护未成年人实际生活状态等角度出发,一审判决女婴归“怀胎妈妈”抚养。
两年之后,来自四川绵阳的张茜也经历了一场抚养权官司。2021年,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下孩子,卵子来自女朋友。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女友趁张茜回老家看望父母,单方面宣布分手,并阻止张茜见到孩子。
当接受了分手事实后,张茜只希望不要和孩子分开,“孩子是我们共同的,不管孩子跟着谁,大家一起抚养孩子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张茜和母亲去了伴侣的父母家,她们想看看孩子,但一直被对方家人阻拦,直到警察到来。张茜的前女友有亲子关系鉴定,孩子也随着她落户;而张茜只有孩子的出生证明,母亲一栏填着她的名字。但伴侣的母亲坚称张茜是因为喜欢自己的女儿,甘愿为她生孩子,而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警察无法调解,建议张茜走法律渠道。
庭审原定于2022年下半年。开庭前一天,成都出现了一例新冠疫情阳性病例,那是“清零”运动进入极端化的日子,一审延迟了好几次。等到生活恢复正常,法院积压的案子排期完成,孩子已经一岁多了。法院一审判定张茜败诉,张茜上诉,再等到二审结束的时候,孩子已经两岁多了,过完了哺乳期。而这期间,张茜始终没有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张茜称,庭审期间,法官希望她撤诉。“法官跟我说,‘你们这个不好判。’她说我们不是夫妻,没有结婚证,如果是一对男女,可以依据《婚姻法》来打官司,但我们这种情况根本不能判。法官还跟我说,如果以后再遇到我们这种情况,甚至不会立案。”
张茜向水瓶纪元转述了判决书上的内容:由于该案件没有法律框架作为依据来判决,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出发,考虑到孩子已经和其中一方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因而决定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张茜的前任,也就是维持现状。
由于不存在被《婚姻法》认定的婚姻关系,探视权就无从谈起。法律让她失去了看望自己生下的孩子的权利。
迪迪案出现的时候,曾引发许多婚姻法学界专家的讨论。任浩收到了一个全国性的家庭法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会议邀请,去介绍迪迪的案件。任浩曾希望,这个案例能够让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同性恋家庭数量快速增长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他们开始去考虑什么是保护儿童最佳利益的做法,但那些专家告诉我们,如果谈同性婚姻是几乎不可能的,”任浩告诉水瓶纪元,“但是这些案子里很明显,如果婚姻是得到保障的,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争论。”
任浩从2013年开始在一家倡导性少数权益的法律公益机构工作,他在中国参与了13个性少数权益相关的案件,其中有11个进入庭审程序——赢了5个,输了6个,赢得的都是起诉私营部门的,输的都是起诉政府单位的。任浩说,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们觉得空间挺大的,司法途径可以让我们往前走,媒体报道也越来越多。”
但大约2021年开始,任浩开始感觉到,许多案件无法被立案。这一年,他所在的机构在压力之下宣布无限期停止工作。
那几年间,张茜独自在四川和抑郁症做斗争,为人总是消沉,不再愿意交朋友,更不再期待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就是觉得,人很恐怖。”她清晰记得自己和孩子分开了多少天。每一年,她和爸爸妈妈一起给孩子买生日蛋糕,许愿她平安健康,三个大人再把蛋糕分掉。
直到透过朋友介绍,张茜认识了迪迪,并听到了这个案件在时隔四年之后,唯一一次探视的细节:在房间里,迪迪看着孩子写作业,孩子带着口罩,偶尔看一眼迪迪,她们并没有讲话,孩子并不知道两个妈妈之间的纠纷。
这个故事让张茜感到心碎。迪迪的孩子跟她分开时是两岁,这让张茜想到,孩子和自己分开时才八个月大,肯定早已不记得她这个妈妈。但这也让张茜燃起一丝希望,“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自暴自弃,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再见到我的孩子的,哪怕就是这么看一眼。”
在采访中,水瓶纪元发现,一些家庭会选择在中国做辅助生殖手术和代孕,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中国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必须以医疗为目的,且严格禁止代孕、买卖精子、卵子及胚胎以及擅自进行性别选择。
一方面,地下的辅助生殖机构一旦产生医疗事故,很可能维权无门,但另一方面,在选择受限的情况下,同性伴侣们将这条灰色的路径视为生育路上的一线生机。
无论孩子通过何种方式出生,我们不希望报道对已经出生的孩子和家庭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和结构性的排除,那些被定义为非法的行为也难以用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此,在这一章节,我们隐去了受访者的全部信息。
受限于采编成本,和出于对本报道主题与篇幅上的考量。我们暂时无力对中国广泛存在的地下辅助生殖机构和代孕机构做出更多的调查,关于男同性恋者生育意愿与代孕议题之间的张力,也难以在本文中被详尽讨论。在本章节中,我们通过几位愿意讲述的性少数人士,希望呈现这一长期被回避的现实。
2019年之前,女同性恋者Doby原本有一个稳定的形婚对象,对方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两人约定彼此帮忙,应付双方父母。对于出生于1986年的Doby来说,“形式婚姻”曾经是一个自然的选项:她们既想遵从内心,过自己的生活,又难以应付父母和亲戚的压力。
为了满足家里的期待,她一度打算和形婚对象生孩子。直到她认识了后来的女友,女友告诉她,自己很喜欢小孩。两个人一起看了很多女同性恋伴侣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案例。Doby放弃了和形婚对象的约定,她决定和女友一起生孩子。
对于女同性恋伴侣来说,生育首先意味着一连串具体的选择。她们通常需要在“A卵B怀”和“自卵自怀”间抉择,也要了解宫腔内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等不同技术,比较哪一种流程更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经济能力和家庭安排。
Doby和女友选择了“A卵B怀”,她们将女友的卵子和精子结合(通常来自精子银行),再移植到Doby的子宫里,由她完成怀孕和生产。这种方式可以让两人都参与到孕育孩子的过程中来。
在中国,女同性恋伴侣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辅助生殖技术。她们需要去一个允许同性伴侣/单身人士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美国是其中一个选择,但价格高昂。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逐渐成为同志家庭考虑的目的地。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离中国较近,水瓶纪元看到一份赴柬埔寨进行辅助生殖的套餐价格表,根据取卵次数和有效期的不同,套餐价格在11万至30万人民币之间。

2019年,Doby和女友了解到,广州有一些机构可以在国内“偷偷做”。Doby记得,去做手术那天,来了一辆面包车,车窗玻璃全部悬挂着黑色的窗帘,她不知道车开往哪里,面包车最终停在一个别墅前面,所有人都不能带手机,她们在别墅里完成了手术。
Doby的经历并非孤例。许多同性伴侣在经过漫漫长路确立起稳固自我认同之后,形式婚姻对他/她们来讲已经是旧选项——他/她们不愿意再走一条迂回、需要继续伪装的路。而辅助生殖技术的商业化,让新的路看起来不再遥不可及。但正规医疗服务的限制,也将需求推向了境外机构和国内的地下市场。
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生育选择面临另一种限制。
一位男同性恋者在决定养育孩子之后,相继了解过领养和“过继”渠道。前者对单身男性有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他也听说领养渠道很难养到健康的孩子;而后者则没有法律效力。过去,一些男同性恋者也会通过形式婚姻,甚至欺骗不知情的异性伴侣,以与其结婚的方式生养孩子。
魏伟解释,男同性恋者希望拥有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并非完全出于“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在许多国家,血缘关系也是确定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和监护权的重要基础,因此,这种选择不仅受到家庭文化的影响,也被法律和制度塑造。
这位男同性恋者后来选择了代孕。在格鲁吉亚,一个代孕周期的费用大约是40-50万人民币,如果一次不成功,需要付出相近的成本重头再来。与此同时,国内地下辅助生殖和代孕机构也在发展,他了解到,国内的报价大约是80万,机构承诺“做到成功为止”。
他最终选择留在国内。出国意味着语言、沟通和跨境手续上的不确定性,“语言不通,中介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国内,一切都可以自己交流,流程也是可控的。”加上当时正值疫情,他听闻许多国外出生的孩子回国很艰难,又听说某地暂停了给国外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上户口的渠道,多方考虑之下,他最终选择了在国内代孕。
在中国,地下辅助生殖和代孕市场并非新鲜事。2014年,纽约时报在报道《隐秘而火热的地下代孕市场》一文中提到: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的增加,和三十多年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积蓄起大量的生育需求,这股需求推动着日益庞大的不孕群体通过代孕生子。纽约时报采访到的三家代孕机构表示,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
一位早年做同志家庭生育科普的女同性恋者告诉我,2016年的时候,辅助生殖技术公司的广告随意贴在公共厕所里,广告上写着“46万包生儿子”,甚至有不打麻药就开始动手术的案例。
“利润高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背后有大量需求推动。”魏伟指出,过去,一些同性恋者只能通过形式婚姻来生育,如今,辅助生殖技术让他/她们有了其他选择。
几位研究者告诉水瓶纪元,疫情之前,无论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前往海外辅助生殖技术合法和代孕合法的国家,是相对常见的选项,但疫情之后,由于跨国流动受限,一些家庭开始转向国内地下市场。也有受访者提到,许多体制内性少数者在近些年面临出入境不便的问题,也增加了国内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
由于这些机构处于监管之外,水瓶纪元无法得知它们的实际规模。但近几个月的公开执法通报,提供了一种侧面的观察:刚刚过去的9月,武汉市通报查封了一处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并控制了8名涉案人员;8月,河北涿州一处由工厂改造、每月进行百余台代孕相关手术的地下黑窝点被警方立案调查,抓获多名涉案人员;5月,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内隐匿的违规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的非法实验室被群众爆料并遭查处。
对于有需求的客户来说,找到代孕渠道似乎并不难。那位男同性恋者说,在他的老家,一个二线城市,代孕也是一门稳定的生意。
他曾经去探望过孕母。孕母就住在他所在的一线城市的郊区,三个孕母住在一间房间里。他提着牛奶和补品去的时候,孕母们正在做十字绣,看电视。中介始终站在他们中间,如果聊到相对隐私的问题,就会出面叫停聊天。
这是他作为委托方所看到的代孕生活。但在那间房子里,孕母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为何选择成为孕母?能否自主决定医疗安排、在身体出现损害或合同纠纷时获得保障?这些问题,在探望中并没有答案。
代孕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同志家庭并不是代孕的全部客户,但由于代孕几乎是男同性恋者唯一拥有血缘孩子的渠道,关于代孕的公共讨论中,他们的生育意愿与孕母的权利保障之间,永远是首当其冲被看见的问题。
即使在同性婚姻已经合法超过七年的台湾,是否应该将代孕制度纳入《人工生殖法》,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
在中国,这些讨论更难进入公共视野。“代孕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这是非法的’,但是现实里更复杂的声音是听不到的。”魏伟指出,相对讨论的单薄,官方采取了更灵活更复杂的态度来处理代孕问题,例如在一些城市,会把代孕作为特定类别来上户口。
一位研究者和性少数权益倡导者提醒水瓶纪元,在地下代孕市场,孕母的权益保障尤其薄弱。“在中国,实际上地下有大把的代孕,但是对孕母的保障几乎没有,因为是非法的,所以也没有相关的规定。”他认为,无论社会如何讨论代孕制度,都应该正视这些女性在其中的处境,并讨论如何保障她们的权益。
今年,水瓶纪元去了许多城市,与一些“彩虹宝宝”家长交谈他/她们在中国和同性伴侣一起养孩子的感受。找到并说服她们接受采访并不容易;一些人因为公开分享性少数养育经验遭遇了来自公权力的压力,而这些经历只能以非公开的方式流传;有的家长不想孩子过早了解自己的身世;有人担心媒体报道带来更多麻烦;也有些家长并不认同自己的孩子为“彩虹宝宝”,他们不想扯上任何定义,觉得这样对孩子更好。
采访里充满家长里短。他/她们讲起最初决定生孩子时候的心情,担心经济压力,也担心孩子的出生毁了自己的生活。他/她们讲起带孩子的琐事,例如在网上学着给宝宝做辅食,学了十道菜,孩子只爱吃三道,剩下的大部分都吐了。他/她们向水瓶纪元分享孩子的性格、成绩单,有家长很幸运地在公立小学里遇到了特别负责的班主任,但也有家长遇上了完全不关心家庭结构,只在乎孩子成绩单的老师,打趣称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一视同仁”。
到最后,一位家长说:“人生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境遇出现。随着孩子长大,孩子并没有长时间纠结在有没有爸爸的问题上,大家面对的是孩子的日常:进入青春期了怎样沟通、学习成绩好不好、自身的中年危机、父母如何养老等问题。”
那种感觉,会让你忘记讲述者的性取向,这只是万千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但一位研究多元家庭的青年学者提醒水瓶纪元,不应该把他/她们的勇气视作理所当然:“中国有这么多的、不管是政策还是文化上的坎,对这些家庭的挑战很大。能够在中国(作为同性恋/性少数群体)生养小孩的家庭,多少有一些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但即使是很有文化资本或财力的家庭,他们也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怎么能够在中国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存在。”
芝麻饼和豆子的孩子如今已经十岁,两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曾经引发了多大的关注。十年过去,媒体远去,曾经用来分享同志家庭生育经验的“彩虹宝宝”平台已经被封禁。同性恋话题逐渐不被允许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许多曾经为性少数群体可见度和权益奔走的NGO关停或更名了。中国总和生育率史无前例跌至0.98左右,国家从结束独生子女政策,跨进到鼓励三孩。这些彩虹宝宝长大了。
两个孩子曾经最讨厌被问到:“你是不是混血?”“你是不是新疆人?”“你是不是小老外?”采访的时候,豆子一把捞过在旁玩耍的女儿,问她:“现在有人问你是不是混血,你还会生气吗?”
小女孩留着妹妹头,眉眼深邃。听到这个问题,她双手叉着腰,一幅神气模样:“现在大家只会说我是个大美女。”豆子解释道,也许是因为搬家到新的城市里,新的学校有很多跨国家庭的混血小孩,两个小朋友的外貌不再引人注目。
对于张茜来说,生育孩子又失去孩子的这段遭遇,成为她人生里面极大的痛苦,但她也意外地因此彻底和家里出柜,结束了自己多年来的伪装生活,并意识到父母对她的爱远远超过她的想象。和女友关系破裂的时候,她自责自己搞砸了一切,但父亲对她说:“你没有错,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 打抚养权官司之前,她问母亲:“你都知道小孩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了,为什么还要支持我打抚养权官司。”母亲回答:“那就是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外孙。Ta本来只是一个细胞,是你把她生下来的。”父母的爱让她有勇气度过漫长而绝望的官司期。
生孩子之前,杨春有一份令父母满意的体制内工作,孩子的出生,让她的性取向暴露在明面上。生完孩子后,她被调离了一线部门。而她原本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要强的人。
随着孩子长大,杨春释怀了很多事:“你为某些女性提供了一个范本,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可以走(单身生育)这条路径,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衅。你不是破坏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是因为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事情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黑白之分,就是大家的观念之分。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就想告诉我的儿子,这个世界真的很大,真的非常大。”
孩子出生之前,杨春从来没有想过向周围世界出柜。她回忆起和女友谈恋爱的时候,总是不能捅破那一层窗户纸,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有些事情很难演下去”。在经历了这段世俗意义上“人生最无望最不好的时候”,现在反而成了“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候”。
她在新单位的存在感很低,不被重任,好处是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她开着车载着朋友盘旋上山,大家在半山上的茶馆里喝着茶,眺望群山,远处的城市变得很小。
“天地辽阔,他总会有去处和出口。”杨春说。
(应受访者要求,阿包和小南、杨春、KK、任浩为化名,晨曦和柏林、超超、芝麻饼和豆子为常用昵称;受限于报道篇幅,感谢坦克等未能出现在文章中的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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