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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是联合国“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这个节日是为了谴责针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犯罪行为,并敦促会员国采取行动,终止针对记者的暴力有罪不罚的现象。本周的新闻恰好提供了一组反面注脚:俄罗斯运营了33年的独立报纸《新报》,在政府压力下停刊;埃及法院用一场没有辩护的审判,关掉独立新闻网站;伊朗导演帕纳西明知回国意味着什么,还是回去面对可能发生的牢狱之灾;中国作家方方在国内无法出版,却在大洋彼岸领了一座华语文学奖。与此同时,一位法国球星因为在采访里说了一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的话,立即失去全部中国代言。说话有代价,沉默也有代价,区别只在于谁来支付。

“这家报纸已经不复存在,是俄罗斯当局和俄罗斯安全部门强迫编辑团队停止运作。”——《新报》发表声明
俄罗斯最知名的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宣布停止运作,将于11月9日关闭服务器,搬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办公楼。
在此之前,《新报》今年9月被俄罗斯司法部列为“外国代理人”,10月编辑部被要求限期一个月搬走,银行也切断了他们接受捐款的渠道。编辑部认为这是一次政府主导的系统性打压。《新报》在声明中称,他们与这个国家和人民共同走过30多个年头,如今却要将以“流落街头、失去生计、始终笼罩在镇压威胁之下”而告终。
《新报》诞生于1993年,创办者是一批从《共青团真理报》(苏联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出走的记者。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捐出一部分他的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奖金,为报社购置第一批电脑,并给编辑和记者发工资。在普京时代,《新报》持续报道政府腐败、侵犯人权、车臣战争暴行、选举舞弊等敏感议题,是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调查媒体之一。
这种坚持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编辑部在告别声明中逐一写下了被杀害同事的名字:记者伊戈尔·多姆尼科夫(Igor Domnikov),2000年5月12日他在莫斯科自家公寓楼入口处被人用重物猛击头部,手术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两个多月后不治身亡;副总编尤里·谢科奇欣(Yuri Shchekochikhin),2003年6月他在调查一起涉及安全部门的腐败案时突然患上不明疾病,症状与放射性中毒一致,发病13天后去世;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她因报道车臣的人权侵犯而闻名国际,2006年10月7日(普京54岁生日当天)在莫斯科自家公寓楼入口处被枪杀;人权律师斯塔尼斯拉夫·马尔克洛夫(Stanislav Markelov)和实习记者阿纳斯塔西娅·巴布罗娃(Anastasia Baburova),2009年1月19日两人在离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后均被枪杀;人权活动家纳塔利娅·埃斯捷米罗娃(Natalia Estemirova),2009年7月15日她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被绑架,数小时后被发现中枪身亡。
《新报》在声明中表示,如今的俄罗斯是“军事独裁”,堪比斯大林时期的国家镇压,这种镇压不只是“数字打压”,它真实地发生在具体的人的身上。“死在牢房里的是人,不是数字。”
2021年,时任《新报》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与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为捍卫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穆拉托夫在领奖时,将荣誉献给过去几年遇害的同事们。克里姆林宫当时表示了祝贺,但普京警告他不要把诺贝尔奖当作违反俄罗斯法律的“护身符”。
之后发生的一切,像是在兑现普京的警告。据路透社报道,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当局以“诋毁武装力量”为名对《新报》处以罚款,并迫使其暂停发行。编辑部在声明中写道,战争开始后,法律恢复了审查制度,“随后这种审查几乎蔓延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当局封锁了《新报》的所有网站,没收了印刷设备,其他印刷厂也在安全部门的压力下拒绝为他们印报。同年9月,《新报》的媒体注册证被吊销,声明称这“剥夺了我们靠工作谋生的权利”。大量记者被迫离开俄罗斯。
留下来的人继续面临人身安全威胁。2022年4月,穆拉托夫在前往萨马拉的列车上被人泼洒掺有丙酮的油漆,他的眼睛化学灼伤几乎失明。2023年7月,调查记者叶连娜·米拉希纳(Elena Milashina)在车臣遭蒙面武装人员拦车绑架,被用棍棒殴打至奄奄一息;今年4月,高级编辑奥列格·罗尔杜金(Oleg Roldugin)被控非法获取个人数据面临审判,《新报》称他只是正常从事记者工作;今年10月,现任总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
《新报》的部分前员工此前已在拉脱维亚里加创办了《新报欧洲版》(Novaya Gazeta Europe),继续在境外进行批评性报道,但该出版物已被俄罗斯当局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在国内被禁止。
对于《新报》被关,作家鲍里斯·阿库宁(Boris Akunin)这样评述:几个月前,他参与一场辩论,讨论俄罗斯仍是一个威权国家,还是已经成为极权国家?对手认为俄罗斯不是极权国家,理由是像《新报》这样的媒体在极权国家无法存在,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无需争论了。

“除了自身工作中的操守,以及他人对其报道价值的认可,记者别无保护。我们都身处险境,如果不挺身而出,我们都将成为他们的囚徒。”——2019年阿塔拉(Lina Attalah)在《埃及空间》编辑扎拉特(Shady Zalat)被当局拘留后说
10月27日,埃及新开罗轻罪法院以“无证经营网站”为由,下令关闭独立新闻网站《埃及空间》(Mada Masr),没收相关设备,并对总编辑阿塔拉(Lina Attalah)处以300万埃及镑(约合人民币35.85万元)罚款。阿塔拉在被关押七个小时后获释。
这是2013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埃及法院首次下令关闭一家新闻网站。
庭审过程也充斥争议。据埃及独立媒体《平台新闻》(Al Manassa)报道,法院拒绝了阿塔拉辩护团队提出的查阅案卷、提交文件和传唤证人等请求,要求其立即辩护,并在辩护团队坚持上述请求后另行指派律师。阿塔拉拒绝被这名官派律师代表,但法官无视她的反对继续审理,并在辩护团队的抗议声中当庭宣判。阿塔拉获释后,辩护团队称将对判决提出上诉。
《埃及空间》是埃及少数仍然坚持独立报道的媒体之一,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发表,长期调查政府腐败、军方势力扩张和人权侵害等议题。
阿塔拉是埃及著名记者,曾在《埃及独立报》(Egypt Independent)担任执行主编。后来该报由于财政压力和审查等因素停印,2013年6月30日,阿塔拉与部分前同事创办了《埃及空间》。三天后,时任国防部长塞西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次年出任总统。自那以来,埃及公民社会的空间持续收缩。
本次判决之前,《埃及空间》就已长期在国内受到打压。其网站自2017年起在埃及境内被封锁至今。2019年,安全人员突袭编辑部,包括阿塔拉在内的多名记者被短暂拘留。2020年,她又在监狱外采访一名政治犯的母亲时被捕。2022年,阿塔拉和多名记者再次被当局传唤和讯问。《埃及空间》此前从未被移送审判或被定罪。
令人震惊的是,据《埃及空间》透露,阿塔拉在10月27日办理获释手续时,她才得知自己早在2024年就因“发布虚假新闻”和“无证经营网站”被缺席判处一年监禁,但她对此毫不知情。律师提出异议后,法院定于11月11日重新审理。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谴责此次判决是一场“充斥着严重且公然违规行为的虚假审判”,并指出《埃及空间》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申请许可证,却始终未收到当局的任何回应。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称这一判决是“对独立新闻业的毁灭性打击”。10月28日,129个人权和新闻自由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埃及法院对阿塔拉的定罪和关闭网站的裁决,要求当局向独立媒体不加歧视地颁发许可、停止打压新闻工作者,并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25名记者。
《埃及空间》并非唯一目标。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仅在一个月内,当局就拘留了事实核查平台“勿轻信”(Matsadda2sh)的全部六名记者、将阿塔拉移送审判、还传唤另一名独立记者拉莎·阿扎卜(Rasha Azab)就社交媒体帖文接受讯问。“勿轻信”的记者被秘密关押数天后出庭,称遭到殴打、电击并被迫录制虚假口供。
保护记者委员会区域主任萨拉·库达(Sara Qudah)称,“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针对新闻界的攻击,已经有25名记者被监禁,是2021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独立记者拉莎·阿扎卜认为,这波打压独立媒体的行动是埃及当局试图扫清障碍的政治决定,它关乎2030年后谁来接替总统塞西,以及埃及是否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战争。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埃及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列第169名。

“我是一个必须待在自己国家的人,我需要在那里呼吸空气,在那里工作。即使他们坚持执行我的监禁判决,那就执行吧。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回去的决心。”——贾法·帕纳西
伊朗著名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近日被德黑兰革命法院判处五年零一个月监禁,法院同时下令没收其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并禁止他在两年内出境及使用社交媒体。其律师穆斯塔法·尼利(Mostafa Nili)10月27日向媒体透露,判决是在帕纳西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帕纳西一方没有收到开庭通知,辩护团队是在发现帕纳西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后,前往检察机关查询才得知判决。而这次判决的具体罪名尚不得知。
据World of Reel报道,在这次缺席审判中,法院文件声称帕纳西人在国外,事实上他今年3月已经从法国返回伊朗。更加荒诞的是,法院今年5月20日发出逮捕令时,帕纳西本人正在同一家法院出席另一个案件的庭审。
今次判决是叠加在旧判决之上的新案件。2025年12月,帕纳西已因“从事反体制的宣传活动”被缺席判处一年监禁,并被禁止出境两年。今年6月二审维持原判。律师尼利透露,帕纳西目前还面临另外三起案件。
帕纳西知道回国意味着什么。今年3月,他在完成2025年金棕榈获奖影片《普通事故》(It Was Just an Accident)的国际宣传后,选择回到伊朗。他对《综艺》杂志说:“我是一个必须待在自己国家的人,我需要在那里呼吸空气,在那里工作。即使他们坚持执行我的监禁判决,那就执行吧。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回去的决心。”
正如他曾在电影宣传活动上说的那样,真实的电影已经不再发生在银幕上,而是伊朗街头。作为国际影坛最受瞩目的伊朗电影人之一,他长期关注伊朗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女性、儿童、贫困者及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他的大部分作品在伊朗被禁映。
帕纳西与伊朗当局的对峙已持续15年以上。2009年7月,他曾前往德黑兰公墓,参加2009年总统选举后抗议活动遇难者的悼念活动,被短暂拘留。2010年3月,他再次被捕,当局指控他未经许可拍摄一部涉及2009年选举及抗议活动的影片。同年12月,他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处六年监禁,并被禁止在20年内拍电影、撰写剧本、接受媒体采访及出境。他在狱中关押两个多月后获保释,但创作和出行禁令持续存在。这迫使他采用更隐蔽、更受限制的拍摄方式,将拍摄空间从伊朗街头收缩到室内,《这不是一部电影》(2011)主要在公寓里拍摄,《闭幕片》(2013)也以封闭空间为主,《出租车》(2015)则是移动的封闭空间。
2022年7月,他因2010年未执行完的刑期再次被捕,关押在德黑兰埃温监狱近七个月,在他以绝食抗议后于2023年2月获释。《普通事故》正是以这段狱中经历为创作素材,影片讲述几名出狱的伊朗人在认出狱中施刑者后,陷入是否复仇的道德困境。2025年,影片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帕纳西在戛纳分享创作理念时称:“你可能从一个‘小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但依然困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那段经历敲骨吸髓,挥之不去,任何事物都可能让你重新回到那个记忆里”。
近年,伊朗其他电影工作者也因创作和公开表达受到惩处。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因公开支持抗议者、拍摄未经官方许可的《神圣无花果之种》,于2024年被判八年监禁,随后秘密离开伊朗。该片演员赛塔雷·马莱基(Setareh Maleki)也因参与拍摄而受到压力,最终流亡海外。她近日接受《卫报》采访时说:“独裁政权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失去对人们讲述故事的控制。当这些故事跨越国界,传遍世界时,就无法被噤声。”
有人称赞帕纳西勇敢,不过他自称感到惭愧,认为自己只是在继续做自己的工作而已。“这对那些真正承受风险的人,尤其是那些走上街头、勇敢反抗的年轻女性来说并不公平。人们常常把她们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但她们比我勇敢得多。”

“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方方日记2020年3月24日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10月26日宣布,方方获得2027年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该奖由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于2008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华语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奖金一万美元。历届得主有莫言、韩少功、杨牧、朱天文、王安忆、西西、阎连科、张贵兴和零雨。颁奖典礼将于2027年4月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举行。
本届其他提名作家还有苏童、吴明益、张悦然,以及网络耽美小说作家priest——这是纽曼奖首次将网络文学纳入视野。经国际评审团多轮投票,方方最终获选。该奖认为,她的作品深入探讨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给个体带来的代价,让个人经历重新回到集体历史叙述的核心。奖项主任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表示,近50年来,方方始终以非凡的敏锐书写普通人的经历、历史创伤,以及讲述那些原本无人言说的故事所需要的勇气。
方方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成长于武汉。1982年,她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同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方方被认为是中国“新写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发表过《风景》《奔跑的火光》《武昌城》等多部小说,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项。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2016年出版的《软埋》,以中国土地改革为背景,2017年获得第三届路遥文学奖,同年因政治审查问题被停印下架。
此次提名方方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他也是《武汉日记》及方方多部作品的英文译者。在提名信中,他坦言曾因译者身份犹豫是否提名方方,但最终认为正因为译者的身份,他才得以了解方方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特质,“一个作家应该拥有道德上的正直、坚定的意志,以及坚持自己使命的勇气”。
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方方在网上连载日记,记录个人见闻、医患遭遇和对防疫举措的思考。她因此遭到一系列指责和举报,被认为“出卖国家利益”。白睿文也因翻译日记英文版被污蔑为美国中情局间谍。此后,方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丧失出版和发表权,社交媒体也被禁用。
方方于疫情前完成的小说《是无等等》,原计划2020年春节上市,直到2024年才在台湾出版。2025年,她在与《端传媒》的对谈中透露,自己手头有几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但尚未决定先完成哪一部,“我自觉自己尚未找到写作的最好状态。因为无法出版和无法发表作品,我多少是有些沮丧感的,这种沮丧也影响了我的写作心情。”
同年接受NPR采访时,方方被问及是否考虑离开中国。她表示,自己不会离开中国,希望留在这里见证历史。“当然,如果你逼我进监狱,我就只能逃跑。我不想坐牢,我没那么勇敢。但如果真的要被枪决或入狱,我会逃跑。目前,如果他们只是审查我的作品,那也没关系——我依然可以见证历史。 ”

“他到底说啥了?”——一名网民在东鹏饮料的微博声明下留言
本周,法国球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与Hello Kitty母公司三丽鸥(Sanrio)先后在中国卷入“辱华”争议。其中,姆巴佩因在采访中谈论一张与毛泽东有关的合成图遭到抵制,三丽鸥则因被指与“反华”的日剧联名而受到批评。两者及相关方随后均已发布道歉声明。
10月27日,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法国足球明星姆巴佩在X平台以中文、英文和法文发布道歉声明,承认自己在一次访谈中的言论欠妥,称冒犯他人并非自己本意,并强调对中国人民及其历史怀有敬意。此前,他谈论一张毛泽东合成图的片段在中国引发抵制,多家国内品牌宣布终止与他的合作,西甲的赛事转播也受到波及。
争议起源于法国节目《桥》(The Bridge)10月26日发布的一段花絮。据半岛电视台核实,这是今年4月的录像。在视频中,姆巴佩被问道认为自己哪个表情包最好笑,他提到一张将自己的脸合成到别人身上的图片,并说:“我想那是一个中国独裁者。”节目画面随即展示了姆巴佩和毛泽东的合成形象。姆巴佩还说自己经常在网上和朋友们分享这个梗。
这在球迷群体中是一个公开的梗。据《时代》杂志报道,由于姆巴佩在俱乐部的影响力极大,因此球迷戏称他为“独裁者”,并拿来开玩笑,比如将他的脸合成到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照片上,或借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的名字为他起绰号等。姆巴佩9月接受法国《队报》采访就回应过这个现象,他认为一些表情包很好笑,但并不喜欢被与“杀害他人、让数百万人痛苦的人”相提并论。
姆巴佩这段视频流入中国互联网后,立即引发部分网民的民族主义反弹,一些商家也迅速切割。27日,东鹏饮料、蒙牛乳业和妙可蓝多先后宣布终止与姆巴佩的合作,三家企业在各自的声明中均指责姆巴佩“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迪奥和宇舶表等国际品牌也在微博上撤下了与姆巴佩相关的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宣布暂停西甲联赛的赛事转播,并要求球员本人、皇马俱乐部和西甲联盟公开道歉。
但受限于中国的网络审查,很多参与声讨的中国网民并不知道姆巴佩具体说了什么。作为较早表态的平台,足球资讯网站“懂球帝”26日晚在声明中称,由于姆巴佩的发言“涉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伤害,我们不能进行翻译”。据美联社报道,后来加入声讨的众多品牌和官方媒体也都没有刊出原话。
在姆巴佩道歉的同一天,西甲联盟也随后公开致歉,并表示球员的个人言论不代表联盟立场,还宣布将为球员和俱乐部建立“沟通协议”以防止类似事件。皇马俱乐部则于次日(28日)发布声明,为姆巴佩的言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快道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称:“我们重视当事人作出的道歉。”
这场风波之后,中国移动旗下的咪咕平台继续转播西甲联赛,但唯独没有转播11月1日皇马对桑坦德竞技的比赛。截稿前,咪咕平台赛程表中所有皇马的比赛全部隐藏,在咪咕搜索“皇马”或“姆巴佩”均显示“很抱歉,未能找到相关内容”。
过往几年,外国体育界人士因政治敏感言论引发类似风波时有发生。2019年10月4日,时任休斯敦火箭篮球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在社交平台声援香港反修例抗议者后,多家中国企业宣布暂停与NBA的赞助合作,央视也一度停播NBA赛事。莫雷随后删除帖文并表示无意冒犯,但NBA总裁萧华(Adam Silver)为其言论自由辩护,导致僵局持续一年多。2020年10月,央视以NBA在新冠疫情期间“向中国人民表达善意”为由短暂恢复转播总决赛,但赛事全面复播要等到2022年3月,此时莫雷早已离开火箭队。
就在莫雷事件发生两个月后,2019年12月13日,阿森纳球员厄齐尔(Mesut Özil)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央视随即撤下阿森纳对曼城的比赛转播,网易也将他从中国版《实况足球》中删除。阿森纳随后在微博上声明“俱乐部一贯遵守不涉及政治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则称厄齐尔“被假新闻蒙蔽”。与莫雷事件不同的是,厄齐尔本人始终没有道歉或删帖,中国方面也没有像对NBA那样大规模停播英超。
28日,在皇马俱乐部道歉同日,Hello Kitty母公司三丽鸥也在微博发表了致歉声明。
三丽鸥卷入的争议源自其与日本TBS电视台出品的谍战剧《别班》(Viviant)的联名。据法新社介绍,这部剧讲的是日本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正在播出的第二季中,有一个虚构的中国情报组织对日本特工施以酷刑。三丽鸥与剧集今年7月推出联名玩偶,让Hello Kitty等角色穿上剧中人物的服装,因此受到指责。
央视批评,《别班》将中国人描绘为使用酷刑的施暴者,而将日本情报人员塑造成正义的一方,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的罪行嫁接到中国身上。《环球时报》28日发表社评《Hello Kitty不应与日本右翼共舞》,要求三丽鸥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的尊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该剧“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企图通过文化产品丑化、抹黑中国,散播仇华情绪”。
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也引发部分中国网民对其“双重标准”的质疑。有人问:“自己允许有抗日神剧,不允许人家有抗中神剧?”据《环球时报》报道,日本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批评声音,有网民质疑三丽鸥“共同和谐生活”的企业理念是否包括中国,也有人表示作为长期支持三丽鸥反战立场的消费者,对此次联名深感失望。
面对争议,TBS社长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剧完全虚构,无意贬低任何特定国家。三丽鸥中国子公司则于当晚在微博发表致歉声明,宣布与该剧终止合作。不过,三丽鸥的声明起初仅以中文发布,被《北京日报》等官媒及网民批评为缺乏诚意的“特供道歉”。29日下午,三丽鸥在日本官网发布日文声明,再次致歉。
中国市场对三丽鸥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第一财季,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9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四分之一。
今年1月,《名侦探柯南》也因与《我的英雄学院》推出联动活动遭到中国网民抵制。《我的英雄学院》曾将一名进行人体实验的反派命名为“志贺丸太”。“丸太”被指让人联想到侵华日军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对象使用的代称。集英社和作者否认有意影射历史,但承认角色设定与名字结合造成了海外读者的不快,随后将角色改名。不过一些中国漫展仍持续抵制《柯南》。

“现在(刘忍)人回来了,证明他举报的都是真的。”——与吴恺相识多年的老安(化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称
2024年11月13日中午,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龙塘镇,有村民在公路旁的山上发现了一具遗体。死者名叫吴恺,网名“徽剑”,长住深圳,曾在微信公众号上持续曝光缅北、柬埔寨电诈集团内幕,以及与缅甸果敢民族同盟军相关内容,拥有数十万粉丝。此后他的公众号停止更新,外界一度流传他“因敲诈勒索被抓”。直到上周,《界面新闻》报道了广东省高院今年8月下发的刑事二审裁定书,公众才得知:吴恺早在两年前就已遭买凶杀害。
根据法院还原的案件链条:2024年8月,吴恺在公众号上公开发文,指控柬埔寨太子集团骨干、柬埔寨安徽商会会长刘忍涉嫌运营电诈园区、赌场暴力放贷、殴打致死装修老板、收取商铺保护费等。界面报道称,这是刘忍首次被公开举报。数日后,刘忍以柬埔寨安徽商会名义,在当地华文媒体《柬中时报》上发表声明,称吴恺的指控是“恶意造谣、无端污蔑”。据吴恺友人向界面透露,遇害前一个多月,刘忍手下曾向其朋友打听吴恺在国内的住址,遭到拒绝。
2024年10月中旬,一个网名“少校”(又称“泰哥”)的境外人员在Telegram上发布有偿劫持任务,目标明确:劫持吴恺,逼问公众号幕后主使,删除全部文章。28岁的河南民权人赵冰接下这个任务,双方通过加密通讯软件Yeechat联系,赏金从最初的30万元人民币加到100万元。“少校”向赵冰提供了吴恺的个人信息。
赵冰随后纠集数人作案,多为同乡。11月10日下午,几名男子冒充警察,在惠州大亚湾一处停车场将吴恺绑架。此后三天,吴恺被辗转押往广东惠东、河源和江西赣州。赵冰按“少校”指令逼问吴恺,删除了公众号上的全部文章,并将吴恺的手机交给“少校”安排的接应人员。但“少校”认为吴恺没说实话,下令继续殴打逼供。其他人离开后,赵冰继续殴打被捆住的吴恺。吴恺昏迷后,赵冰用枯草将他盖住,遗弃荒山。11月13日,吴恺的尸体被村民发现。
2025年12月,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主犯赵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全案还有13人被定罪,其中三人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至八年;八人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两年半不等;还有两人因窝藏罪被判刑一年三个月和三年。2026年8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所有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中国公安部通报,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今年1月被警方押解回国,刘忍随后也于6月被从柬埔寨金边被押解回国,尚未进入起诉阶段。
在吴恺案中,发布任务和支付赏金的“少校”身份仍未公开。法院裁决中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刘忍与雇凶杀害吴恺直接相关。
吴恺失踪为何没有引起怀疑?界面采访与吴恺相识多年的老安获悉,在吴恺遇害几天之后,有人向他的支付宝故意转入1.1万元,然后散布收款截图,编造他“贩卖人口、敲诈勒索、逃税避税,被警方带走”的说法,以此迷惑公众。
《新京报》采访吴恺的亲属称,吴恺的父母都已去世,平时他与其他亲属联系也较少,案发一个月后,家属才从警方处得知他遇害的消息。但在随后将近两年,此事并没有获得媒体关注。

“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五中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33人开除党籍处分(其中24名中央委员、9名候补中央委员),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递补10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会议同时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2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此次五中全会没有以经济发展规划为主要议题,而是集中讨论党的建设和纪律监督问题。会议指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其重要性,并强调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席人数明显减少。2022年二十大产生的37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62名中央委员和117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共279人,出席率为74.2%;缺席97人,缺席率为25.8%。缺席者当中有33人被开除党籍,包括二十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路透社报道指出,此次会议的缺席率创下后毛泽东时代新高,凸显了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和更广泛的政治整肃。
本次全会最受关注的人事安排之一,是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1958年出生,陕西武功人,火箭军上将,长期在军队政治工作和纪检监察系统任职,二十大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纪委书记。在去年四中全会上,原军委何卫东被开除党籍,张升民获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张升民进入政治局之前,军队高层近年出现显著的人事调整。在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七人当中,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委员李尚福、刘振立和苗华已全部落马,目前仍在任的只有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张升民。《联合早报》援引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峯的分析称,张升民在军委中主要协助推进军队整顿,政治局委员身份有助于其在军队传达和落实政治局的要求。
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有24人,随着何卫东、张又侠和马兴瑞先后退出,以及今次增选张升民,政治局委员现有人数为22人。

“要完善和落实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缩小男女社会地位差距,促进两性和谐发展。”——刘延东2015年接受《中国妇女》杂志采访
据新华社10月28日报道,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刘延东因病于当日14时5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刘延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层级最高的女性官员之一。据BBC中文梳理,她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吴仪之后第二位女性政治局委员。五年后,她在中共十八大上连任,成为继邓颖超之后中共历史上第二位连任政治局委员的女性。
据《南华早报》报道,吴仪2008年退休后,刘延东长期是中国在任最高级别的女性政治人物。2017年十九大后,刘延东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成为新一届政治局中唯一的女性委员。2022年产生的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中,24名委员全部为男性,自2002年以来首次没有女性委员。
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刘延东主要参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妇女儿童等领域工作,曾推动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发展、基层医疗服务和科技创新等议题,也多次参与中外人文交流机制。

“其实是政府没有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遗属叶家驹
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近一年,香港政府于10月29日公开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特首李家超率七名高官鞠躬道歉,这是火灾发生以来政府首次向公众道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报告发布前一天辞职。
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死亡,包括一名殉职消防员,79人受伤,是香港自1948年永安货仓大火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事故,也是1980年以来全球伤亡最惨重的住宅楼火灾。起火从宏昌阁这栋楼的低处开始,蔓延至七栋住宅楼,持续燃烧超过44小时。
关于起火原因,调查报告显示,火灾极有可能由一个热源点燃宏昌阁104室和105室外平台上的纸质物料,引起闷烧;这个热源很可能是一根香烟,但缺乏直接证据。
对于责任判定,报告认为维修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公司鸿毅负有严重责任,并还点名四个政府部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ICU)、屋宇署、消防处和劳工处——在监督工程火灾风险方面均存在不足和缺失。
同日,港府就该报告公布召开记者会。《庭刊》报道,记者会开始时,李家超表示,对宏福苑火灾造成的影响对灾民及广大市民表示道歉;交代何永贤已于10月28日辞职,29日起停止职务;政府将对报告点名的四个部门启动责任调查。
有记者直接提问李家超,特首是否在问责的范围之内?李家超回答,“作为政府的第一责任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带领政府直视问题、解决问题,落实未来的工作,因此以政府之首、行政长官的身份,向灾民及公众道歉。”
李家超还被多次提问,有四个部门被点名,为何只有一位局长下台?李家超称,这是他“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作出的“个人政治决定”。火灾遗属叶家驹认为,这种问责程度只是“最低消费”,表示无法接受。他此前曾对媒体说:“要负责的就要负责,你不要随便推一个人出来。我们这么多街坊,这么多媒体揭露出来,讲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得到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其实政府没有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记者还问道,政府道歉是否来得太迟?李家超称“现阶段是适当时候表示道歉。”但是距大火发生已时隔11个月,不少遗属和灾民对政府态度和说明表示不满。一名宏福苑居民质疑,“是不是因为调查报告已经公布,并且指出政府责无旁贷,他们才道歉的? ”
与此同时,港澳办10月29日发表文章支持港府,称港府的问责和道歉是“敢于直面问题”,“体现了负责任政府的担当和勇气”。
据《端传媒》报道,在大火发生前两年,宏福苑居民就曾向多个政府部门投诉过工程风险问题,包括工地吸烟、棚网阻燃性问题、发泡胶囤积、围标贪污疑虑等。但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屋宇署、消防处和劳工处等并未给予居民有效的回应。
关于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商鸿毅,警方和廉政公署此前已经对两家公司和七名个人起诉,一共涉及25项控罪,包括五项误杀罪、串谋诈骗、洗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等。10月29日报告发布当天,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由于控方需要进一步调查和征集意见,案件押后至2027年1月14日再讯。

“我们都盯着屏幕,等待一个数字:61。它没有出现。我们没有,他(指内塔尼亚胡)当然没有。”——中间派反对党“拥有未来”领袖、前总理拉皮德(Yair Lapid)10月30日在X上回顾选举之夜
以色列10月27日国会选举的最终计票结果公布,在国会全部120个席位中,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取得53席,以国防军前参谋总长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为首的主要反对派阵营取得48席,其余19席均由巴勒斯坦政党取得。
在加沙战争背景下,本次大选被认为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关键的一场投票,77.9%的投票率也创下1999年以来新高。由于两个主要阵营均未获得在国会过半所需的61席,各方预计组阁将再出现僵持。
在这场结果尚不明朗的选举中,一大关键变化当属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两支政党崛起。其中,联合名单(Joint List)取得11席,拉阿姆党(Ra’am)取得8席,合计席次较上届议会的10席接近翻倍。
巴勒斯坦公民约占以色列人口的五分之一。CNN援引倡议组织“平等中心”(Mossawa Center)的数据指出,巴勒斯坦公民本次投票率接近80%,远高于上次大选的53%。他们的高投票率阻止了内塔尼亚胡阵营取得多数,也使主要反对派难以绕过巴勒斯坦政党自行组阁。
面对这一结果,内塔尼亚胡指责巴勒斯坦政党“偷走选举”,声称这些政党的席次增长部分来自选举舞弊,但他没有提供证据。他领导下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还将涉嫌外国干预选举的调查与巴勒斯坦政党联系起来,指控有人企图推动“以色列伊斯兰化”,推翻右翼政府。
对于这些指控,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没有依据认定选举公正性受到系统性破坏。艾森科特批评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有组织地否定选举结果。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则表示,疑点应当彻查,但不能因此“污名化整个群体”,伤害那些行使投票权、参与民主的公民。
在内塔尼亚胡漫长政治生涯中,这场选举是又一次严峻考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袭以色列,造成1195人死亡,251人被劫为人质。自那以后,政府为何未能及时阻止袭击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沙战争如何收场,一直是被反对派追问。
艾森科特在成为新组建的正直党(Yashar)领袖之前,曾加入内塔尼亚胡的战时政府。2024年6月,他因不满政府缺乏明确的战后计划而选择退出。他的儿子生前是国防军士兵,2023年12月在加沙北部执行任务时死亡,年仅25岁。
艾森科特在竞选中承诺,执政后将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追查在哈马斯袭击事件中的政府失职。他还将推动所有公民履行兵役或国民服务义务,挑战极端正统犹太教政党争取的兵役豁免。以色列绝大多数犹太青年18岁后须服兵役,但极端正统教派男性长期以全职研习宗教经典为由暂缓服役,实际效果接近免服兵役。加沙战争爆发后,随着以色列兵力需求增加,这种争议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受到国际追责。10月26日,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认定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称即便在2025年10月停火生效以后,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仍在持续。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报告予以驳斥,称其意在抹黑以色列。
事实上,在国家安全与巴勒斯坦问题上,艾森科特与内塔尼亚胡持有不少共同立场。据路透社分析,两人都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都主张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撤出加沙,并准备为此恢复作战。因此,即便总理更替,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也未必出现根本转向。
两人的分歧更多体现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政策,以及对极右翼盟友的依赖上。艾森科特并不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维持定居点,但批评政府推动E1地区扩建计划。E1是耶路撒冷与西岸最大定居点马阿莱阿杜明(Ma’ale Adumim)之间一片约12平方公里的地带,位置敏感。在这里建定居点,会进一步切断约旦河西岸南北土地的连续性,使得未来建立一个领土连贯的巴勒斯坦国更加困难。美国和欧盟因此一直反对E1定居点建设,艾森科特认为这会加深国际社会孤立以色列,损害长期国家利益。
艾森科特也批评定居者暴力不断升级,承诺加强执法。而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盟友、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均因煽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受到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制裁。反对派若能不依赖极右翼政党组建中间派政府,或将为政策调整留下更多空间。
理论上,如果将主要反对派的48席与巴勒斯坦政党的19席相加,就能够组建稳定的多数政府。然而,艾森科特在竞选期间曾排除与巴勒斯坦政党组阁,在选举之夜仍然表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锡安主义(Zionist)政府”,服务所有以色列公民。
两支巴勒斯坦政党也有着不同考量。拉阿姆党在社会议题上较为保守,但对与锡安主义政党合作持务实态度。该党领袖阿巴斯(Mansour Abbas)表达了愿意加入艾森科特政府的意愿。2021至2022年,他曾带领拉阿姆党加入拉皮德(Yair Lapid)与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执政联盟,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首个加入执政联盟的独立阿拉伯政党。联合名单的领袖贾巴林(Yousef Jabareen)则表示,由于艾森科特支持加沙军事行动及占领黎巴嫩南部,联合名单不会加入他领导的政府,但可能提供阁外支持。
在组阁问题上,反对派内部同样没有明确共识。中左翼的民主党领袖戈兰(Yair Golan)呼吁,不要再接受内塔尼亚胡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选票的种族主义区分。但掌握七席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领袖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则拒绝与巴勒斯坦政党合作——假如他的政党退出,即使其余反对派与巴勒斯坦政党全面合作,也无法实现过半。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仍有机会争取反对派成员倒戈,或是推动组建跨阵营的联合政府。不过,据路透社分析,联合政府意味着反对派必须违背让内塔尼亚胡下台的核心竞选承诺,而内塔尼亚胡也可能必须放弃极右翼和极端正统犹太教盟友,双方都将付出政治代价。
11月4日正式结果提交后,总统赫尔佐格将履行宪法职责,委托他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选组阁。若多轮尝试仍然失败,以色列可能在明年初再次举行大选。2019年至2022年间,以色列已经因类似僵局举行过五次选举。在新政府成立前,内塔尼亚胡都将继续领导看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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