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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有很多迟到的事情。一座桥等了十二年才通车,一幅画流失了近三十年才查到,一个幼儿园往孩子食物里加了一年多有毒颜料才被发现。有些事迟到了总比不到好,有些事迟到了就已经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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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儿,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人社部副部长李忠,10月10日新闻发布会
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社保缴费违法行为首次被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体系: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保,经责令限期缴纳后仍逾期不缴的,最高可处欠缴金额三倍罚款;用人单位与员工签订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不具法律效力。新规11月1日起施行。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介绍,“一倍至三倍罚款”的规定早已写入2011年的《社会保险法》,此次新规的核心价值在于统一全国执法尺度,避免“同案不同罚”。
10月10日,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表示,力争“十五五”时期(2026年初至203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重点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数据找人很重要”,他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些地方已在实践中将个税申报人数与社保参保人数交叉比对,锁定可能存在漏缴的企业和个人。
“找人”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弹。据中国社科院社保实验室2025年的论文,在1208名断保人员中,94%是灵活就业者。截止10月中旬,全国31个省市公布今年度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全部上调,其中广东和福建涨幅超过10%,分别为15.6%和13.3%;北京和上海分别上涨1.5%和1.2%,涨幅收窄。
不愿缴或缴不起的背后,是部分公众对社保制度本身的不信任。网络上有不少人表示,不相信社保能保障自己几十年后的生活,宁愿把钱留在手里。去年7月,最高法明确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时,就曾引发类似的争论。《纽约时报》当时援引经济学家观点称,强制社保可能会迫使更多人进入零工经济。有餐饮业中小企业老板表示将难以经营,不少猎头则开始指明寻找50岁以上退休人士,因为退休人员无需缴纳社保,雇佣成本更低。
官方推动参保的力度已经体现在更具体的手段上。各省多地已于10月组织社保缴纳动员活动,场地延伸至公交和轮渡。据公众号“基本常识”梳理,深圳、广西等多地居民至少自去年起便可通过花呗缴纳社保。引发更大争议的是“贷款缴社保”模式。据凤凰网报道,广西河池2023年推出“续保贷”,帮助交不起社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从银行贷款缴纳养老保险,后续从养老金中按月扣除还贷。《中国社会保障杂志》2025年多篇文章亦指,湖北多地通过大数据平台“精准锁定‘脱保’‘断保’人员名单”并动员续保。

“仲叫乜‘香港同志遊行’?我有諗過改名叫‘香港同志想遊行’。”——香港同志游行发言人Cuby
10月15日,香港同志游行筹委会宣布,原定11月14日在中环街市举办的“彩虹市集”被迫取消。据HKFP报道,筹委会今年6月就开始联系场地,7月确认预订并缴付押金,8月底公布活动详情。一个月后,运营中环街市的华懋集团通知称,因职员行政出错,同一日场地被重复租给了两个活动,无法继续提供,旗下也没有其他场地可用。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我们行多步,为现身铺路”。据香港同志游行主页阐释,对性少数群体来说,现身(Come out)是一个独特又必经的历程,希望参与者用行动为身边的性少数铺一小段路。但缴付租金、公布详情一个月后,一场关于“现身”的活动,自己却无法现身。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发生类似情况。去年,筹委会原计划在观塘海滨增办户外“共融文化节”,缴付场地租金、公布详情仅一天后便被通知场地不可用,理由是需要进行“紧急建筑工程”。而今年筹委会试图租用去年室内市集的场地时,也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香港另一项大型同志活动“Pink Dot”同样连续两年被取消——2025年,Pink Dot 因未能取得西九文化区场地而取消;2026年,领展管理的赤柱广场及美利楼原本计划出租给 Pink Dot 举办活动,但领展后来以“牌照问题”为由表示无法出租,活动再次取消。
香港同志游行自2004年首度举办,2008年正式形成年度游行,是华语地区标志性的同志运动活动之一,从最初约百人参与,逐渐发展为吸引上万人的年度活动。一篇发布于香港文学杂志《虚词》的文章,作者回忆了此前游行的盛况,参与者的构成多元,穿着彩虹色衣服的人们齐来上街庆祝、表达。2016年以后,游行队伍很长,也常有路人在中途加入。
但自2019年以来,香港同志游行再未举行街头游行。据《低音》整理,2019年11月,反修例运动期间,同志游行首次未获警方批准,改为集会。2020年,受香港《国安法》生效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同志游行以线上直播代替。此后活动逐年缩小,从户外退至室内市集,以摊位、表演、展览等方式替代游行,如今连室内市集的场地都无法保证。发言人Cuby在2024年接受访问时曾说,尝试申请过游行不反对通知书,但因无法保障参与者安全,难以承担风险。“每一年的市集都是当最后一年办。”
据CNN10月17日报道,香港的同志活动曾将社群凝聚在一起,但近年来LGBTQ群体在城市中的可见度正在消退。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香港终审法院曾裁定政府须为同性伴侣建立替代性法律承认框架,但据HKBU学生媒体报道,相关议案后来被立法会以大比数否决。一位长期参与同志活动的志愿者说:“公共话语中已经没有平台可以向社会讨论LGBTQ议题了,甚至彩虹市集将来也可能被取消。”
筹委会在公告中表示,活动有助于推动香港性少数友善文化,也利于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进步形象,将尽最大努力继续筹办。“We are not going anywhere.”

“说实在话,这次事情的发生真的颠覆了我对博物馆的认知。”——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
据《亚洲周刊》报道,10月12日下午,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在南京一家监狱医院病逝,终年81岁,生前已患晚期肺癌。一个月前的9月16日,他刚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南京博物院客服10月14日对媒体表示“暂未掌握该消息”,官方至今未就其死亡作出通报,国内部分相关报道已无法查看。网络上有大量评论质疑:“他不死有人睡不着”、“这下死无对证了”。
徐湖平的名字与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流失事件有关。
1959年,近现代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家人将137件(套)古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就有《江南春》。据今年2月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上世纪90年代,时任常务副院长的徐湖平未经规定的鉴定和审议程序,违规签批将《江南春》等书画以“伪作”名义调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据澎湃新闻披露,徐湖平当时还同时兼任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既是藏品流出的批准者,又是卖出方的负责人。
这幅画究竟是怎么流出的、以什么价格卖掉的,官方说法存在不同版本。2025年12月新华社首次报道此事时称,被专家认定为“伪作”的《江南春》1997年5月被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退出馆藏记录上的院长签字为徐湖平;南京博物院的销售单据显示,该画于2001年4月以6800元售出,名称被写为《仿仇英山水卷》,发票上购买人一栏签名为“顾客”。
今年2月调查组通报披露的情况更加荒诞:1997年7月,文物总店一名书画库保管员张某看到《江南春》标价25000元,与男友王某合谋,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再安排王某同事陈某某以打九折后2250元的价格买走。张某故意在发票上不填货号、不写购买人姓名,将《江南春》写成“仇英山水”。
此后近三十年,这幅画辗转流入南京收藏界。2025年5月,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发现《江南春》出现在北京一场拍卖预展上,估价8800万元。她立即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拍卖公司撤拍。从2250元到8800万,这幅受赠古画在流出博物院近三十年后,差一点就在拍卖市场上公开易手。
庞叔令从2014年起就在追问这批捐赠品的下落。当年南博举办庞莱臣名画展,因策展人文章中“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这一句,庞家提起名誉权诉讼并胜诉。在诉讼过程中,庞叔令发现《江南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流出南博。此后数年她反复致信南博要求查看137件捐赠品现状,未获回应。2024年她提起诉讼,要求南博履行庞家捐赠文物告知义务。法院以调解结案,要求南博安排她核验全部藏品原件。核验时,包括《江南春》在内的五件古画无法出示。南博告知她这五件均为“伪作”,已剔除馆藏序列。
2025年12月,南博退休职工郭礼典发布视频,实名举报徐湖平在任期间私自提取自抗战时期起存放于南京的北京故宫南迁文物,评为“伪作”后倒卖。郭礼典称自己从2010年起向多个部门举报,从未收到有效反馈。举报信中还提到与徐湖平关系密切的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韩建林,韩建林早在2004年就已落马。
案件曝光后,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分别成立工作组和调查组。今年2月调查组通报确认,《江南春》等四幅画作经追溯调查和司法鉴定,均系庞莱臣后人捐赠的真品。南博发布道歉信。9月,徐湖平以受贿罪被判三年。
但据风传媒分析,徐湖平1945年出生,被查时已年届八旬且患有重症。判刑三年,以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本就极有可能获准保外就医。如今判刑仅一个月即狱中病逝,“连象征性的服刑都几乎未能完成”。而案件中更深层的疑问仍悬而未决:29名涉案人员的具体处理情况、仍有一幅画在追查中、庞家捐赠品的完整流转链条、以及十余年举报为何始终未获回应。庞叔令此前曾通过《亚洲周刊》发布声明,指新华社对此事的报道“不公正、不客观”。

“我们娃本来健健康康的去了学校,这么聪明伶俐的小公主,以后出现问题咋办?” ——一位受害儿童家长此前接受《水瓶纪元》采访时表示
10月16日下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案。据央视新闻报道,幼儿园实际负责人李慧芳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执行园长朱敬琳获刑15年,另有四名后厨人员分别被判处六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六人同时受到相应的财产刑处罚。法院认定,李慧芳和朱敬琳授意、安排后厨人员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入供幼儿和教职工食用的食品中,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情节特别严重。据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此前发布的通报,该园共有247名幼儿和28名教职工血铅异常。
事件在2025年7月曝光后震动全国。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初,园长朱敬琳为让食品更好看、提高招生吸引力,经投资人李慧芳同意,授意厨师购买彩绘颜料掺入面粉,制作成色彩鲜艳的玉米卷肠包和三色红枣发糕。颜料包装上标明“不可食用”,厨师先后两次网购共3100克,供给幼儿和教职工长期食用。经检测,黄色颜料含铅量约20.99万mg/kg;留样的玉米卷肠包铅含量为1340mg/kg,是国家标准限值的2680倍。7月1日公安机关进入幼儿园调查时,两名厨师还曾藏匿剩余颜料,两天后被查获。
这起案件引发层层追问。多位家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质疑:园方为何添加不可食用的颜料,孩子们吃了多久,日常监管为何未能发现。部分家长还发现,孩子在天水和西安两地的血铅检测结果相差悬殊。调查组通报后来证实了这一疑虑:甘肃省疾控中心检测人员在检测血样时仅取上层血浆,导致结果严重失真。更令人不安的是,2024年5月至2025年6月,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曾先后检出该园7名幼儿血铅异常,但既未进行关联性研判,也没有向园方提醒,甚至修改了其中两名幼儿的血铅检测结果。
监管环节同样存在系统性失职。据财新报道,麦积区教育局在该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仍未制止其招生;区市场监管局按时开展季度检查,却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部分公职人员还存在违规接受宴请、收受购物卡等行为。调查组公布的问责结果显示,17人被立案审查调查,10人被立案问责,涉及教育、市场监管、医疗卫生等多个部门。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儿童铅暴露可能损害脑部及神经系统发育,部分影响可能长期存在,目前没有已知的安全铅暴露水平。截至去年7月通报发布时,247名血铅异常幼儿经治疗后血铅值平均下降约四成。天水市政府公布了后续保障方案,计划为受害儿童定期安排复查和康复治疗,并通过专项基金承担后续费用。
事件曝光一年多后,六名幼儿园人员获一审判决。但此前被立案审查、问责的公职人员,目前未见明确的公开处理结果,受害儿童、相关教职工的治疗情况、长期健康状况以及保障方案的落实程度,同样未见公开信息。

“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黄奇帆2013年对记者称
本周,曾主政武汉和重庆的两名官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10月10日,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周先旺的受贿行为横跨22年,涉案金额6050万余元人民币。10月13日,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财新引述知情人士称,其子黄然非也被带走。
周先旺:从“救火”到疫情,再到受贿判刑
周先旺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从基层干部一路升至湖北省副省长。2018年他出任武汉市长,据《经济观察报》,知情人士称这一调动是因为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进展缓慢,周先旺是前去“救火”的。
新冠疫情让他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据BBC中文报道,武汉封城后第四天,周先旺在央视访问,回应疫情披露时间问题时曾表示:地方政府“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这被广泛解读为将延迟披露疫情的责任指向了上级。此后不久,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双双被撤换。周先旺则留任至2021年1月才调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至2023年1月。
2025年7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发布信息称,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多位知情者称周先旺于2025年7月4日与家人一同被带走,此案与蒋超良案有关联。蒋超良2025年2月被查,今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
黄奇帆:离任近十年后被查
黄奇帆的落马引发了更大的关注,不仅因为他已离开政府实职近十年,也因为他曾是重庆政坛的关键人物,且参与推动的多项地方经济实践,至今仍与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式和债务问题有关。
据财新报道,黄奇帆此次被查的背景是重庆金融国资系统近期密集落马:渝富控股原董事长谢文辉9月12日被查,西南证券原董事长吴坚9月30日被查,另有一位曾任渝富董事长、市国资委主任和西南证券董事长的关键人物近期“突发意外”,重庆金融圈还有多名券商和银行人员被问话。财新援引熟悉重庆官场的人士称,黄奇帆被查与重庆部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暴露的问题有关,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黄奇帆2004年主导成立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最初负责打包收购银行不良债权和处置国企债务,此后逐步演变为重庆整合地方金融资产的核心平台。2006年至2007年,老渝富主导了三项关键重组:接手濒临破产的西南证券、入股重庆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参与组建重庆农商行。银行、券商、国资监管之间的干部广泛轮岗,渝富系统由此成为重庆金融国资的神经中枢。而现在密集落马的几个人,正是当年这套体系的重要人物。
黄奇帆的资本运作能力,在他早年参与上海浦东开发时就已展现。1990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黄奇帆调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据他本人在《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中回忆,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朱镕基要求组建三个开发公司,每家需要上百亿元经费,但只给了总共1亿元开办费。黄奇帆想了一个星期,想到以政府出让的土地作为资本注入开发公司,再以土地资本吸引外资入股,最后以合资企业的资产向银行借贷,形成“土地资本-外资入股-银行融资”的三级杠杆。他后来总结,关键在于“把土地资源管理与土地资产管理紧密结合起来”,让基础设施投入带动土地增值,土地增值又反哺下一轮投入。
2001年调任重庆副市长后,黄奇帆将浦东经验全面升级。他的第一步是重新划定城市土地等级、大幅调高基准地价。据财新报道,他发现重庆的地价等级自1986年后从未调整,紧邻解放碑一等地段的江北嘴竟被划为最低的第八级。2002年调价后,当年重庆土地出让收入从前一年的2亿元跃升至11亿元。在此基础上,他主导成立了以渝富为核心的“八大投”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通过土地储备、银行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循环。这套模式很快成为全国样板,被各省效仿。此后十余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城投债务的持续扩张。在2023年启动的最新一轮“一揽子化债”中,重庆被认定为全国12个债务高风险的重点化债省份之一。
2010年至2016年,黄奇帆任市长期间,重庆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招商引资上,黄奇帆采取了一套被称为“垂直整合”的策略:先引进惠普、宏碁等品牌商,再用品牌商的订单吸引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厂落户,再带动零部件配套企业聚集,从而在重庆形成了完整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汽车产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协同思路。
他推动的地票交易和户籍改革在全国具有先行意义。所谓“地票”,是指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形成指标,通过市场化交易转化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重庆的地票交易不局限于一县一地,而是在全市8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统筹,让大城市的建设需求可以带动几百公里外的农村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与地票配套的是户籍改革,黄奇帆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年创造的价值,足以覆盖市民化所需的社会综合成本。据财新报道,重庆已有超过400万农民工由此转为城市居民。在房地产方面,他提出将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三分之一的原则。在他任内,重庆房价保持了相对稳定。
黄奇帆在重庆的15年间,经历了薄熙来和孙政才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本人均未受牵连。据财新报道,薄熙来时期,时任副市长王立军夜奔成都领事馆时,主要由黄奇帆出面将其劝回;薄熙来2012年落马后,孙政才接任书记,与黄奇帆搭班至2017年落马。前后两次与被认为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接班人选的政治局委员共事,两次政治风暴中全身而退,使他获得了“政坛不倒翁”之称。但据财新引述知情人士,事后被朋友问及时,“平时直爽善言的黄奇帆却总是摇摇头避而不谈”。
黄奇帆身上有经济学者的深刻烙印。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2016年底卸任市长后,他也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等身份长期活跃于财经论坛,讨论房地产、金融和中国经济转型等议题,在网络上有相当知名度。
2017年,他在复旦演讲,谈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十大失衡”,将高房价与土地供求失衡、房地产占用过多社会资源以及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联系起来,主张加强对房地产融资杠杆的约束。2022年,他接受《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明波采访,公开提出中国房地产面临“十大拐点”,从人口结构、城镇化放缓到房企杠杆触顶、房价上涨信仰被打破,逐条列举。今年5月,他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贸易大幅增长并非短期政策“刻意”推动的结果,而是制造业长期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必然产物。他还认为,人民币汇率可以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进口和提高人均GDP增速。据《明报》报道,他原定本月底在杭州一企业论坛发表演讲,活动随后宣布紧急取消。坊间也有猜测,黄奇帆的一些经济观点是否触及政策敏感地带。

“这个国家正在向它自己的人民开战。”——蟑螂人民党联合召集人达斯(Saurav Das),10月11日获释后的记者会上。两天后他再次被捕。
10月10日,数千名年轻示威者试图涌入新德里市中心,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Gyanesh Kumar)下台。警方事先封锁了抗议地点,在示威者抵达前就逮捕了蟑螂人民党(CJP)创始人迪普克(Abhijeet Dipke)等核心领导人,并切断了市中心指定区域的蜂窝数据服务。据BBC报道,仅德里一地当天就有约7000人被警方拘留。但抗议没有停止。10月13日,达斯与13名蟑螂人民党成员无视禁令,翻越路障进入传统抗议地点曼塔天文台,挥舞国旗高喊口号,旋即被捕。警方称曼塔天文台不再是指定抗议场地。16日,蟑螂人民党原计划在新德里中央公园举办“国旗游行”,尽管迪普克在活动前被拘,仍有约2000名身披国旗的支持者前往声援,超过150人被拘留。
本轮抗议的导火索是《印度快报》9月23日的一篇调查报道。报道披露,印度选举委员会(ECI)三名专员中的两人在10个月内至少14次提出书面异议,抗议选委会在未获其同意的情况下,作出涉及选民登记、删除和恢复的重要决定。但异议并未阻止库马尔继续推进去年启动的“特别强化修订”(SIR),至今已将约1.3亿个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剔除。
选委会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称这是每次大选前的例行程序,清理的是已故、重复登记的选民和非法移民。反对派则认为此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其实质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借选委会之手操纵选举,剥夺被认为普遍不支持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纲领的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投票权。
蟑螂人民党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讽刺。今年5月,印度首席大法官康特(Surya Kant)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和“寄生虫”,26岁的政治传播策略师迪普克随即在网上创建了“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名称刻意模仿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结构。这个没有在选举委员会注册的“政党”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吸引了大批对就业、教育和政治现状不满的Z世代。6月,蟑螂人民党发起首次大规模线下抗议,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就医科入学考试泄题事件辞职。持续49天后,普拉丹辞职,成为莫迪执政以来首位因公众压力辞职的内阁官员。这次胜利让蟑螂人民党确信街头行动有效,也为此次围绕选举公正的新一轮抗议积累了组织经验和公众信任。
当局的应对不止于逮捕。数字权利组织Access Now指出,印度政府持续以切断互联网作为回应社会动荡的惯常手段,2025年印度共发生65次断网,数量仅次于缅甸,蝉联民主国家之首。在10月10日示威前,内政部应德里警方请求暂停了新德里市中心的蜂窝数据服务。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动员的Z世代运动来说,这一招直接打在了命脉上。除了蟑螂人民党,全印学生协会(AISA)和印度学生联合会(SFI)等左翼学生组织也积极参与抗议动员。
此外,与6月的抗议不同,这一轮运动获得了传统政党的早期介入。最大反对党国大党(INC)9月25日即在多个邦组织游行,由多个在野党组成的INDIA联盟也从10月2日甘地纪念日起发起系列示威,据CNBC报道,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10月12日带领数千人从康诺特广场步行至最高法院,递交请愿书。莫迪总理则在第二天为印度辩护,称其为“民主之母”。反对党的加入扩大了运动声势,但也让蟑螂人民党的独立性受到审视。迪普克此前曾表示,蟑螂人民党无意转型为政党,将继续通过公众运动推动问责。

“大桥正式通车既是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发展工程,也是一个经过精心拿捏的政治信号。”——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李成贤
10月15日,连接中国辽宁丹东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通车。这座公路桥全长3026米,双向四车道,由中国全额出资建设,据《纽约时报》报道耗资约3.5亿美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在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称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翻开新篇章”。
从建成到正式通车,这座大桥等待了12年。新鸭绿江大桥于2010年底动工,2014年10月竣工,但朝鲜一侧的道路和口岸设施迟迟没有完成。此后,联合国因朝鲜核试验实施制裁,使项目推进更加困难;新冠疫情期间朝鲜率先封锁边境,两国往来几乎停摆。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朝鲜一度搁置建设,部分原因是北京支持了联合国对朝制裁,两国关系一度冷淡。也有分析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平壤对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长期警惕。在此之前,丹东与新义州之间的运输主要依靠已有八十余年历史的中朝友谊桥,其公路部分仅有一条车道。
新鸭绿江大桥开通的时机耐人寻味。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朝鲜向俄罗斯输送武器和军事人员,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今年9月,朝俄刚刚启用了跨越图们江的首座公路桥。韩国国立公州大学教授林恩廷向BBC中文分析,与俄罗斯的合作提高了朝鲜的战略地位,也让平壤在与北京打交道时有了更多筹码。而对于北京来说,在朝俄走近之际开放新桥,也是继此前重启中朝国际列车和直航服务之后,北京重申两国经济联系重要性的又一信号。
目前,中国仍占朝鲜对外贸易的九成以上,今年上半年双边官方贸易额达15亿美元,创下2017年联合国全面制裁落地以来的最高水平。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李成贤认为,俄罗斯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其远东地区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撑同样密度的贸易关系。平壤可以借莫斯科争取更大的政治自主空间,在经济上却仍然离不开中国。
但通道拓宽未必意味着贸易均衡。朝鲜需要进口中国的原材料和设备来支撑经济恢复,而煤炭、矿产等部分主要出口商品仍受联合国制裁。韩国首尔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分析师金奎范指出,新桥可以让中国商品更快更多地进入朝鲜,却未必能帮助朝鲜扩大对华出口,反而可能加深贸易逆差。
从更大的视角看,新鸭绿江大桥的通车折射出东北亚区域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朝鲜正在同时建起面向中俄两国的陆路物流通道,从而降低自身被国际孤立的风险。而对韩国来说,朝鲜与中俄的陆路联通越紧密,平壤主动改善南北关系的动力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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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看到怎样的新闻,你对周报有哪些意见或建议,欢迎留言或发邮件告诉我们,也欢迎有志于新闻写作的朋友加入周报团队,可以将作品和简历发送邮箱:aquariusage20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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