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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不少新闻都和“自由”有关。去一个地方的自由,开一间酒吧的自由,帮别人讲话的自由,上街说我们学校不行的自由。很多自由不会轻易获得,有的需要勇气,有的会付出代价,也有的能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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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的时候,台北曾经发生过农安街事件,以缉毒为名,男同志族群被凝缩在一张赤身裸体的新闻图片里,让整个社会羞辱笑骂。我没有想到40多岁的我还会再次经历这种事情。”——事件亲历者在threads上发帖。
10月3日下午4点半,台北市西门町知名同志BDSM酒吧“Commander D”遭警方入场搜查三个半小时,1名负责人和51名“有裸露身体”的顾客被带走。事发时距离10月31日的台湾同志游行还有四周。
出警的是台北市警察局万华分局协同其下辖的西门町派出所。事件引起多重争议,首先是关于执法程序。警方称入场时曾向店长出示搜索票,但亲历者表示,警方没有向在场受搜索的民众出示搜索票。还有多个民间团体指出,搜索票的授权范围仅限于搜索特定场所,并不等同于“拘票”。市警局后来解释称,带回51人是为“制作关系人笔录”,问话之后就已让他们离开,不过店长被以涉嫌妨害风化被移交台北地方检察院审查起诉。
亲历者还描述,搜查过程充满屈辱感。警察要求所有人不得交谈,禁止使用手机,不准未穿上衣的人穿衣。据网络流传的现场录音,一名警员看到坐轮椅的身障顾客时说了一句:“残障也可以做爱喔?”店长上前理论,却被便衣警察压制,双手反铐,跪倒在地。有民众质疑为什么要求店长下跪,警员回答:“去检举啊,去提告就好了。”警方一度声称“并无对身障人士进行言语羞辱”,但隔天调阅影像后改口,承认有4名警员言辞不当,各记警告2次,万华分局长陈勇华和侦查队长连带处分。
对于警方搜查同志酒吧是否构成歧视,市警局长林炎田解释称,当天一共临检了16处营业场所,都是例行临检,并非针对特定社群。他同时称,Commander D酒吧今年已被检举13次,警方是在搜证调查之后,报请地检署并获得法院授权,才执行搜索行动。不过Commander D店长表示,仅今年7月就被临检了8次。他担心,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以后同志酒吧举办活动时,店家和顾客都会产生恐惧:“台湾同志文化、平权文化不只倒退20年、30年都有。”另据Your Ex报道,警方当天搜查的场所有三家是同志酒吧。
事件发生后,同志团体当即在社群平台号召次日下午1点到西门红楼前集结,号召文写道:“农安街事件重演?抗议北市警局不当执法,反对警察骚扰同志场所。”4日,有一两百人到场,要求下令执行此次行动的分局长出面说明警方的执法行为并公开道歉。
4号当天,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等多个性别平权团体发布联合声明,提出五大诉求,包括立即启动独立调查、完整保存并公开可依法揭露的执法记录、建立同志与多元性别场所执法准则等。截至10月12日晚,已有143个团体参与联署。
声明指出,对同志社群而言,这起事件绝非单纯的个案,也不是可以被抽离其历史脉络,只以“治安”或“妨害风化”语言处理的执法行动。过去二三十年间,同志店家、同志聚会场所与同志社群长期处在警方监控、临检、突袭、骚扰与污名的阴影下。
1997年,警方深夜盘查台大医院附近常德街聚集的男同志,将部分人带回警局、拍摄面部照片并通知家属和媒体。2004年,警方搜查农安街一处男同志性爱派对,媒体随行,93名参与者只穿内裤蹲坐的画面在电视上反复播出,卫生部门随后公开HIV检测结果,有参与者因此跳楼自尽。
台湾2019年成为亚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台北市长期以同志友善作为城市名片,市政府2012年曾发文《期许台北市成为亚洲最友善的彩虹城市》;2020年10月27日宣布加入国际彩虹城市网络(Rainbow Cities Network),是亚洲首个成员城市;今年10月31日,第24届台湾同志游行将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出发。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5日被问及此次事件时回应:“不论是什么年龄、性别、性倾向、身分族群或认同,都是我们共同要守护、享有相同权利的台北人。”他对此事表示“非常遗憾”。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社媒发文表示,依法执法不代表执法的方式不需要被检视。人民有权知道,执法的依据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当国家行使公权力时,又要如何确保每个人的人格与尊严都收到同样的尊重。“一座真正友善的城市,不只是欢迎你来,也让你知道,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

“让别人失望,不一定要感觉对不起。首先,要看那个别人是什么人。阿狗阿猫就算了。然后,要看失的是什么望。有些人的期望,于你可能是罗网。”——蔡康永小红书账号7月发布
10月4日下午,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出现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戴着草帽和黑色口罩,身穿与竞选主色调一致的粉橘色上衣,手持“台北顺起来”加油棒,坐在前排跟着群众一起挥动。
离场时记者问他是否支持沈伯洋,蔡康永表示“就是来见识一下”,“想要听听看各方的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会很棒”。后来蔡康永透过经纪人表示,目前正在考虑访问台北市长两位候选人,会尽可能了解其历程及意见。
蔡康永的现身令两岸许多人士都感到意外。他的父亲蔡天铎来自上海富商家庭,是1949年沉没的豪华邮轮“太平轮”船东,1949年到台湾后亦是知名律师;母亲程庆安是上海名媛。蔡康永在凭藉与小S共同主持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在华语娱乐圈成名,又在大陆参加过七季《奇葩说》等节目录制,同时身兼作家、编剧、导演身份。由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文化人形象,加之常年游走两岸市场,他的政治表态一向保持距离,在台湾舆论中一直是“知识蓝”的典型形象。
但沈伯洋在北京眼中是另一个级别的敏感人物。国台办2024年将他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2025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并通缉。蔡康永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造势现场,在大陆舆论看来等同于“为台独站台”。
“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竞选会场”当晚冲上微博热搜,他的小红书和抖音评论区涌入大量中国国旗emoji和愤怒留言。当天深夜,浙江零跑汽车发布声明与蔡康永切割,强调他“仅为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代言人”,已下架全部相关内容。《时尚芭莎》也删除了9月10日刊发的蔡康永专访。《解放军报》旗下新媒体账号“钧正平”在微博发表评论,以不点名方式指蔡康永“一边赚着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眉来眼去,早晚会把自己焊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5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外界第一时间可能会对蔡康永产生疑问:“你在中国大陆这么长期的发展,这么庞大的商业利益,难道你真的不要了吗?”
过往,已有多名艺人因“立场问题”遭到中国大陆的舆论压力与商业抵制。2013年11月,台湾歌手张悬(安溥)在英国曼彻斯特演出时展示中华民国国旗,遭大陆网民围攻,她当年底在北京的演唱会被取消,此后多年也无法在大陆演出;直到2024年10月1日,其经纪公司在微博上发布了她手写“祝福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的卡片,她才得以重新在大陆开演唱会。2016年1月,韩国女团TWICE成员、台湾艺人周子瑜因在韩国综艺节目中手持中华民国国旗,遭大陆网民和官媒声讨,其经纪公司JYP Entertainment迫使16岁的她录制道歉视频,对着镜头鞠躬说“中国只有一个”,画面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甚至有评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日后的总统大选投票。2021年8月,小S因称台湾奥运选手为“国手”,遭网络攻击,一天之内四个中国品牌代言解约。2022年8月,田馥甄在佩洛西访台期间未转发“一中”声明,社交媒体发布意大利面的照片,配文“不用打肿脸”,被大陆网民解读为支持台独,部分歌曲被下架,音乐活动遭抵制。2024年5月,赖清德就职台湾总统后,央视发布“统一”主题海报,许多台湾艺人加入转发行列,网民整理“未表态”名单。也有不少台湾艺人会在大陆特定节日,如国庆日、建党日、建军日等,转发官媒帖文、送祝福等内容。
在另一方向上,台湾陆委会和文化部也曾约谈转发大陆政治宣传内容的台湾艺人,并提醒台湾艺人若“配合陆方宣传矮化、消灭我国家主权”,会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惩处。
《香港01》评论认为,多年来,台湾艺人赴中国大陆发展,遇上政治敏感时刻必须表态,早已不是新闻,大陆相关的政治要求已被当成商业成本的一部分来看待。此次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场合,属于北京认为有必要回应的“大是大非”问题。但对台湾来说,蔡康永不是在大陆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在两岸敏感时刻发表统独主张,只是在台北参加了一场市长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两岸舆论的裂缝,正在于此。
沈伯洋认为,蔡康永到场是想聆听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他来这边,他并不是在这边跟着我们喊,他是来过来看说,‘欸,这个人讲什么?’然后他接下来可能也想去看另一个人讲什么”,认为在民主社会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稀松平常的”。
寻求连任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呼吁中国大陆尊重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不要因为政治倾向而有任何差别待遇,“我在这边公开地表态,我支持而且尊重蔡康永先生可以发表任何自己的主张”,他还欢迎蔡康永也出席10月26日他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一定会安排在摇滚区”。根据TVBS电视台10月8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蒋万安支持率为49%,沈伯洋支持率为41%,相差8个百分点,相较5月份TVBS民调沈伯洋落后28个百分点,差距大幅拉近。
蔡康永在社交媒体回复蒋万安称:“康永将欣然前往观摩学习,并且会尽可能遵循该场主人希望的服装方向去打扮,共塑派对气氛。”

“其中两家差不多就要答应了,但其中一家不同意,说着说着就打了市长热线。”——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0月9日,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对代县精诚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矿主潘当仁、王苏东等41名被告人被判处1年至1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查明,在2006年至2022年的16年间,精诚矿业先后发生48起重大伤亡事故,造成54名矿工死亡。据此前调查,该矿多年来瞒报事故40起,涉及死亡矿工43人。
几十条人命是如何在16年间无声消失的?据山西省联合调查组2023年7月通报,矿企发生死亡事故后,会封锁消息,将遇难矿工家属分别安排到外地单独谈判,以高额赔偿加“封口协议”换取沉默。据《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6月的调查报道,矿工王正平2022年8月在焊接作业中遇难后,精诚铁矿就赔偿了170万元。王正平妻子李佳欣回忆称,赔偿是矿上的人直接跟家属谈的,“政府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与王正平同组的工友说,170万赔偿金属于比较多的,矿上愿意多给钱,“应该是因为这年矿上死人的数额已经‘超额’了”。
这个信息黑洞之所以被打开,是因为一个意外。2022年9月1日,精诚矿业发生滑塌事故,三名司机遇难。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矿方原本打算按惯例瞒报,“其中两家差不多就要答应了,但其中一家不同意,说着说着就打了市长热线。”后来三名遇难者家属还是与矿方达成协议,得到各项赔偿款共计850万元,但另一个严重问题由此暴露:这次事故是发生在全县铁矿停产整顿期间。2021年6月,代县另一家铁矿透水事故造成13人遇难,山西省要求代县全县铁矿停工整顿。精诚矿业无视禁令继续生产,再次出了人命。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发出后,山西省成立由省纪委监委、省公安厅、省应急厅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进驻代县,对精诚矿业自2003年成立以来近20年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起底式核查”。调查确认了《中国新闻周刊》披露的17人瞒报名单,最终认定瞒报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
法院判决书披露,精诚矿业的运营模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矿主将掘进和开采工程发包给无资质工队,工队又分包给无资质个人,矿上在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期间组织生产,此外还存在事故隐患预防措施不符合要求、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制定完备的应急救援预案、使用无牌照机动车进行生产作业等一系列问题。
判决还认定潘当仁、王苏东多次向公职人员行贿,累计金额分别为862万元和270万元。主犯潘当仁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顶格判处7年,以行贿罪被判11年,合并执行16年。
在公职人员问责方面,关于精诚矿业矿工死亡瞒报的调查,山西省联合调查组在2023年7月30日通报中表示,由于背后存在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失职渎职等腐败问题以及充当“保护伞”问题,已对16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立案审查。关于2022年“9·1”坍塌事故的调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2023年10月发布报告显示,省纪委监委对29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其中27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另有2人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网络发言者也被按此罪名定罪,严重侵蚀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
9月19日,《北京科技报》前记者、知名食品安全科普博主洪广玉在福建厦门家中被辽宁大连警方跨省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据已被删除的财新报道,消息人士称此事与他参与2022年大连樱桃种植户维权活动有关:种植户使用农药产品后樱桃树大面积死亡,洪广玉曾帮助他们起草、修改举报材料,并在网上为他们发声。
洪广玉深耕食品安全领域多年,2013至2015年连续三年获得北京新闻奖。今年以来,他在微博上就“泡药杨梅”“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和“白菜蘸甲醛”等食品安全事件公开发表看法。他被带走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是9月18日。
洪广玉并非此案中唯一被追究的人。在他被带走前,大连樱桃种植户于可伟、纪小卫等人已于9月16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准逮捕。财新引述消息人士称,于可伟的罪名与其在网上的言论有关,比如他公开表示樱桃树死亡的维权官司打了多年没有结果。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2021年。大连多名樱桃种植户购买了经销商销售的“橙皮精油”等农资产品,施用后樱桃树出现树叶发黄、反季开花等异常,第二年大面积死亡。据洪广玉此前在微博上称,涉事的大连殿龙农资销售有限公司有19款问题产品,共涉及1630亩樱桃树,经司法鉴定损失超过5000万元。种植户于可伟曾起诉三名被告索赔约1238万元,法院认定购买的产品与果树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因原告未能充分证明具体损失金额,最终驳回了赔偿诉请。于可伟和殿龙公司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大连中院2024年4月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目前该案仍在重审过程中。
知名科普博主项栋梁9月29日发布微博称,目前案件尚在侦查阶段。洪广玉的辩护律师经过争取,已于9月28日下午会见到洪广玉,他状态尚好,并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一张流传于网络的截图显示,项栋梁9月24日曾在微博指出,律师连续3日被大连看守所拒绝会见当事人的申请,最后一天为9月24日,距首次申请会见已超48小时法定最长期限。
洪广玉被拘一事,再次将“寻衅滋事罪”推上舆论焦点。这一罪名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因入罪标准模糊被批评为“口袋罪”。1997年刑法大修时由流氓罪分解而来,但细化后仍未摆脱被泛化适用的批评。最高法网站2023年刊载的调研报告也指出,该罪“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存在“主观动机难把握”“边界不清”“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自2008年起持续呼吁取消该罪名。他指出,该罪的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网络发言者也被按此罪名定罪,严重侵蚀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原《时代周报》记者刘成昆、武汉疫情记录者张展和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都曾因此罪被捕。《水瓶周报》上周报道的劳工权益关注者“小五”(冯睿),据自称知情者披露,同样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广州警方拘留。

“自愿奉献值得肯定,若是‘被自愿’,便成为亮眼数据背后的代价。”——网友评论
10月3日,常住人口仅5万的青海祁连县涌入超10万游客,全县400余家酒店和民宿全部满房。当晚气温降至零下4℃,文旅部门接到510通求助电话,涉及800余名无处可住的游客。县文旅局紧急开放两所中学102间学生宿舍,连夜购置几百套全新被褥,安置了453名游客。文旅局长冯玲玲亲自到宿舍帮游客铺床搬行李的视频一度冲上热搜,游客纷纷发帖感谢。
但舆论很快转向:游客住进学生宿舍,学生本人知道吗?据红星新闻报道,没有证据表明入住前逐一征得了学生同意。宿舍里放着学生的私人物品,工作人员只是一个个叮嘱游客“不要动同学们的东西”。祁连县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表示,“据说游客素质都很高”,在学生返校前“没有发现物品损坏或遗失”。但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工作人员需要提醒游客不要碰孩子的东西,恰恰说明宿舍里有孩子的东西,这不是一间空房间。
更大的争议在于:为什么是学生宿舍?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在一篇被删除的文章中指出,祁连县配有17栋34套公寓的县委党校、能容纳800名观众的天境大剧院,都比学生宿舍更适合用来安置游客。类似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2026年春节汕头游客激增时,当地首批开放的就是党校培训用房和人才适用房;2025年五一甘肃武都酒店爆满时,也是先用党校宾馆、老年公寓,全部住满后才启用学校宿舍作为第三梯队。
但祁连县县长梅尖参10月8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解释,征用学校宿舍本身就是应急预案的一部分。体育馆没有暖气,高海拔环境下留宿老人小孩存在健康风险,带暖气的学生宿舍是“当时最优方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司林波也对《人民日报》表示,学生宿舍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两所学校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的情况,学生对宿舍只拥有“有限使用权”。
这个说法并没有平息争议,而临时征用学生宿舍在新冠疫情时期就频繁发生。2022年1月,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紧急征用学生宿舍,改作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学生行李遭粗暴搬运,私人物品被随意丢弃,校方道歉。2020年2月,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需要腾出2000间学生宿舍作为密切接触者隔离点,校方进行宿舍腾空工作,且未能及时通知学生,随后有学生在宿舍群里看到照片,宿舍楼空地堆放大量物品,部分人员正在翻动宿舍柜子,引发校内外不满。
10月7日,祁连县召开后续处置会议,决定以县政府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排查物品丢失情况,并给102间宿舍的学生发放文创礼包。截至目前,未见该校学生公开发声。

“这栋房子只能用恐怖屋来形容。”——洛杉矶地方检察官霍克曼
10月6日,66岁的宣国军(Guojun Xuan)和39岁的张思薇(Silvia Zhang)在洛杉矶东北郊阿凯迪亚(Arcadia)的豪宅中被捕,两人被指控共谋虐待儿童、在虐待事件发生后协助相关人员逃避追责,并劝阻四名证人配合调查。宣国军还被单独指控一项虐待儿童重罪。
检方称,这对夫妇共有21名子女,绝大多数通过代孕出生,至少14个孩子遭到虐待。洛杉矶地方检察官霍克曼(Nathan Hochman)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案件,并将这栋住宅形容为“恐怖屋”。
宣国军和张思薇当日出庭,否认所有指控。两人最初面临每人1亿美元的保释金请求,法官最终将保释金定为每人2000万美元。
案件线索始于2025年5月。据NBC News报道,张思薇带着一名头部受伤的两个月大男婴到医院就诊,称孩子从床上摔下。医护人员报警后,警方通过监控画面发现,是夫妇雇佣的保姆李春梅在送医两天前猛烈摇晃并殴打了婴儿。2025年7月,警方持搜查令进入宅邸,发现15名年龄从两个月到13岁不等的儿童,大多数在一至三岁之间。另有6名住在其他地点的儿童随后也被带走,21名子女全部交由州政府监护。
经过17个月的调查,检方指控,虐待不止保姆一人所为。检方称,孩子们每天要在家中临时设置的教室里坐上数小时,由保姆看管。家里安装了30多个摄像头,监控孩子和保姆。孩子不服从要求会遭到体罚。监控拍到的画面显示,保姆曾多次用鞋子、木棍殴打儿童,而宣国军和张思薇在另一端观看竟然大笑。宣国军有时会指示保姆打得更重些,还会亲自参与施虐:反复打孩子臀部、用手掌打孩子头部,抓住孩子一只手臂将其提起持续殴打。有时保姆还会把孩子带到一个没有安装监控的房间,能够听到孩子发出惨叫声。
保姆李春梅也被指控虐待儿童罪,检方称她经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已逃往中国。法院对她发出逮捕令,悬赏10.5万美元。
据检方披露,这对夫妇经营一家名为“Mark Surrogacy Investment”的代孕公司,注册地址就在他们的豪宅。公司对外招募代孕母亲,他们自己就是客户。检方称两人向至少两名代孕女性作出虚假陈述,暗示张思薇难以怀孕。
宣国军的辩护律师克雷姆斯(Mitchell Krems)否认其当事人参与虐待,称所有施虐行为都是保姆所为,“宣先生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干预”。他在庭后对媒体表示:“如果他们不是中国人,就不会受到如此程度的审查。如果他们是白人,如果他们是马斯克,就不会这样。”他称宣国军和张思薇从中国移民美国,就是为了“行使宪法赋予的组建大家庭的权利”。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大多数专家并不太担心。”——纽约时报
9月底,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的28岁女性研究员达莉亚·希皮洛娃(Darya Shipilova)在工作中生病,9月29日被送往距研究所约20公里的谢列霍夫镇医院。三天后的10月2日,她因严重肺炎死亡。此后十天里,围绕她的死因、是否发生实验室事故、以及俄方是否在隐瞒信息,国际社会的疑虑不断升级。
据CBS News报道,俄罗斯当地媒体最初报道称,希皮洛娃在实验室中打破了一支含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后感染肺鼠疫。与伊尔库茨克州毗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行政长官齐杰诺夫(Alexey Tsydenov)还一度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她“死于鼠疫”,随后将措辞修改为“可能死于鼠疫”。但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共卫生监督机构(Rospotrebnadzor)随即否认了实验室事故的说法,称检测“未发现与其职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将死因定性为“不明原因肺炎”。
BBC注意到,在Rospotrebnadzor发表声明后,一家亲政府的联邦媒体删除了五篇提及鼠疫可能性的报道,谢列霍夫镇当局也撤下了一条建议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的消息。当地媒体“贝加尔湖人民”(People of Baikal)引述消息人士称,伊尔库茨克至少有四家医院因此关闭三周进行隔离。但俄罗斯当局对世卫组织表示,只对希皮洛娃曾住院的那家医院采取了隔离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月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世卫组织多次联系俄方,要求核实媒体报道的信息,包括据称出现的第二例病例。俄方10月6日回应称,约200名与希皮洛娃有过接触的人已被隔离观察,伊尔库茨克州最近没有报告鼠疫病例。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10月8日表示,网上传言有第二例病例是虚假信息。
据世卫组织10月10日发布的疾病暴发通报,俄方的说法是:实验室未发生任何生物安全事件,希皮洛娃最初症状与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一致,对多种高威胁病原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最终被判定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方还称,她已针对工作中接触的高危病原体接种疫苗,出现症状前两周内未离开伊尔库茨克州。所有密切接触者完成了七天医学观察,均无症状。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尚未发现与该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是:希皮洛娃的死因至今没有确诊。因此世卫无法独立判断七天医学观察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病因,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实验室相关暴露的可能性。
据Healthbeat报道,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苏联时期,从事鼠疫防控、疫苗研发及流行病预防工作,同时也研究霍乱、布鲁氏菌病和炭疽等高危传染病。俄罗斯在生物实验室安全方面有过严重事故的历史:1979年,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军事研究设施意外释放炭疽孢子,造成约100人死亡;2004年,VECTOR实验室一名研究员因针头意外刺伤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
《华盛顿邮报》10月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担心事件可能导致肺鼠疫传播,但“目前无需恐慌”。美国疾控中心、国务院和战略防范应变管理局正在努力了解更多信息。中国外交部10月6日表示,“中俄双方在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防控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蒙古卫生部也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色楞格省边境口岸加强健康监测。
鼠疫从未离开人类。据世卫组织今年9月25日发布的流行病学周报,2019年至2025年间共有10个国家报告了人类鼠疫病例,累计3860例疑似病例、2646例确诊病例和423例死亡,总体病死率11%。中国和蒙古每年各报告0至6例。肺鼠疫是三种临床表现中最危险的一种,可通过呼吸道飞沫人际传播,潜伏期最短24小时,如未在症状出现后及时治疗可能致命,但早期发现后治愈率很高。

“倾听我们,我们就会停下。”——18岁的内斯琳(Nesrine)对校门口的防暴警察说
9月17日,巴黎郊区克雷泰伊(Crétei)的圣埃克苏佩里高中教师罢工,抗议师资和教学资源严重短缺。第二天该校学生声援老师加入抗议,控诉校舍和课室环境恶劣。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两周之内,这场行动会蔓延全国,变成法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之一。
学生们的诉求很具体。法国高中工会联盟(USL)列出的问题包括:教师长期空缺、校舍年久失修、班级人数过多、大学招生系统Parcoursup存在缺陷。贫困郊区的情况尤其严重,USL主席拉尼(Ryad Rani)向RTL电视台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学生年底要参加法语考试,但七个月里都没有法语老师。据CBS News报道,有学生举着标语写道:“我们逃课,是为了给你们上一课。”
抗议迅速升级。9月29日和10月1日,USL发起两轮全国示威,大学生、教师和工会相继加入。政府宣布400余所高中停课。10月6日的第三轮示威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政部统计26.6万人上街(组织者称45万)。据Euronews统计,抗议期间共有超过170名学生、78名教职员工和600多名警察受伤。教育部长热弗雷(Édouard Geffray)称,共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
但真正将事态推向危机的,是警方的执法方式。截至10月8日,警方在11天内逮捕了至少6877人,其中86%是未成年人。两起严重伤害事件成为运动的转折点:9月30日,一名16岁高中生疑遭橡皮子弹击中右眼失明;10月5日,一名15岁学生在抗议现场捡起警方发射的震荡弹,弹体在他手中爆炸,造成手部截肢。据路透社报道,法国警察内部监察机构IGPN已就抗议期间的执法行为开展至少24项调查。国际特赦组织法国分部批评警方对未成年人使用了“不成比例的武力”。法国人权联盟则称警方的干预构成“对法治的系统性偏离”。
《世界报》分析指出,随着抗议持续,警方对现场混乱的容忍度不断下降,许多基层警队缺乏应对学生抗议的专业训练,而政府高层对广泛传播的执法画面几乎没有回应,强化了学生“遭到系统性镇压”的感受。“反对警察暴力”由此成为推动运动延续的核心动力。
警方和政府则将冲突归咎于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内政部长努涅斯(Laurent Nuñez)形容示威者围殴落单女警的画面“罕见且令人无法容忍”。总理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将焚烧公共建筑、洗劫商店等动荡的出现归咎于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FI)的煽动。距离法国总统大选仅剩半年,执政的中间派阵营正与极左翼争夺进入第二轮、与极右翼对决的机会,而许多参与示威的高中生届时将首次达到投票年龄。
据法国内政部,10月8日的第四轮示威中共有7.15万人上街,而此后的局势显现出降温迹象。当晚,国民教育部长热弗雷(Édouard Geffray)承诺,将在未来数天调拨3000名后备教师支援500余所状况恶劣的高中。9日上午,教育部表示已有超过96%的高中开放,并称抗议活动已“明显放缓”。不过,许多抗议者认为当局释放的善意未达预期,工会团体亦号召于13日进行下一轮的示威和罢工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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